说歌词| 那些歌词与旋律之间的禁忌
说歌词| 那些歌词与旋律之间的禁忌中文歌词创作的工作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先完成歌词，再找人谱曲，歌词创作者没太多限制，把要说的故事用自己喜欢的格式交代清楚后，接下来就让作曲人去烦恼。第二种是为已经写好的曲子填上词，中文流行音乐制作比较倾向先选好曲再填词，对填词人难度在于不管要说一个怎样的故事，都会被旋律的框架限制，一流的填词人是可以找到像宝石一样的字与韵，镶嵌在曲子里，歌手唱起来，故事特别生动深刻，让这首歌有更流行的机会。
汉语是有声调的，不同方言的声调又各有不同，比如闽南语有7个，粤语有9个，而国语只有4个，组成旋律的音符，基本的就有7个了，国语的4个声调要跟一段旋律里的所有音符都协调可是一个天方夜谭，但可以避重就轻，也不算太困难。
填词的工作除了字数限制以外，更难的是韵与声调的选择，不同的旋律组合会带来不一样的难度，大致上来说，以五声音阶为基础、乐句顺畅的曲会比较容易填上中文字。
正因这种限制，优秀的文字创作者不一定填得好歌词，能成为填词人的未必写得好一本小说，但他们深谙旋律里的陷阱在那里，懂得绕道。填词工作不容你天马行空，有时想到绝世好句，填进旋律里就变拗口，顿时失去美感，甚至变成完全不同的意思，填词人得一直在汉字的多音多义里进行多番的拆解与组合，才能更完美地说好一个故事。
“倒音”是填词地雷
中文的多音多义是很容易踩到的地雷，例子挺多的，常见的就是“倒音”，倒音就是用字的声调或韵脚与音符的高低起跌有冲突，导致唱起来完全变了另一回事，著名的例子有萧亚轩〈爱的主打歌〉，不看歌词的话会一直听到“猪大哥”，经典一点的例子有〈秋蝉〉，第一句“听我把春水叫寒”，“水”是上声，然而这一句的旋律，水是最高音，于是听起来就像“春睡”，跟原意出入就很大了，这些都是倒音的例子。
若问到为何在制作过程里，那么多人把关之下竟然没人挑出毛病还可推出市场？真实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经过多番修改，还是觉得原词含义无可取代？不管怎样，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避免倒音或多音多义引起的混淆，最好的情况是词曲咬合紧，让人顺着旋律一听就懂，歌手也更容易进入状况，情感也能更有效地表达。
李宗盛常常强调：“唱歌是说话的延伸。”我很认同，中文歌词不管是白话或是隐晦的文字游戏，若唱的时候能如说话那样自然，能流行的机会是大得多的。
先前说过，若是中文歌的话，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旋律结构，是比较容易自然地填上国语的，但中文流行歌发展了多年，歌的和旋结构、乐句的相似度越来越高，也导致歌词的同质性越来越高。尤其是情歌的基本套路来去就那几个结构，容易唱的韵脚与容易听懂的字重复又重复地被使用，即使创意组合上有所不同，还是会给人似曾相识，甚至老套的感觉。
整体氛围是先驱
近十年，许多音乐人都在寻求突破，不一定以旋律起伏优美、朗朗上口为创作的大前提，也早就不被五声音阶捆绑，反而更注重整体氛围，旋律的结构与乐句的玩法也越来越多元，对于传统上填词的禁忌不再那么注重，只要有新意，情境符合时代，好不好唱倒不倒音反而是其次了。
比如吴青峰写给杨丞琳的〈年轮说〉，单是歌名就让你有无限想像，用年轮一圈又一圈描述一个女人在感情上的成长，自怜又优美，若是太执着于词曲咬合或好不好唱，副歌的“一是、十是”都要换成别的字，会直接影响了整个概念与美感，取舍就在这。
以往被推崇的浅白易懂好唱，也不再是金科玉律，第29届金曲奖最佳作词奖花落宋冬野的〈郭源潮〉，用了大量的引用与隐喻，即便他的歌词旋律咬合极佳，每一个字都听懂了，听完一整首还是没有头绪，直到花了些时间搞清楚他要说的故事，才击节称赏。
讲究押韵与咬合的歌词作品也不尽然开到荼靡，比如李剑青的〈匆匆〉，李宗盛把一整篇散文写成歌词，开头是这样唱的：“分租房每月三百紧挨着烟囱睡里厢的姓李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不落俗套，挨着旋律，每字每句清清楚楚，是填词的好教材。
理论上是没有填不上词的曲，执行上难度还是会因曲风而异，试试拿西洋乐曲填词，便知道那些歌听起来好听跟用语脱离不了关系，中文字有其发音与文法限制，不一定适合每种曲风，就像硬要把周杰伦的〈青花瓷〉填上英文词，听起来一定很别扭。别说外文了，同是中文字，粤语或闽南语创作，填上华语字也都不一定会顺，在词曲创作里，语言是限制，也是风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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