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与《义勇军进行曲》
被称为中国现代关汉卿的田汉，今天主要以其作词聂耳作曲的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进入我们的视野。不过，在国歌奏响的时刻，可能我们并不怎么在意是谁作的词又是谁作的曲。一些东西在某些时刻会进入我们记忆的阈下。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在北京３０１医院病房内田汉离开这个世界之时，据说当时的广播里正播放着一首叫做《毕业歌》的歌曲。“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田汉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一首主题曲。经聂耳谱曲后，不仅成为《风云儿女》的点睛之笔，灌成唱片后，《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当时一只激励中华民族奋起抗日的经典革命歌曲。
1949年，徐悲鸿首先向党和政府提议，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一建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第一次政协会议上，正式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基础？
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个相似的例子可以做比对。那就是法国的《马赛曲》。
《马赛曲》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期间普奥联军侵略、干涉法国革命之际。虽然最初主要由马赛人传唱，但是《马赛曲》不属于马赛，属于法兰西；《马赛曲》也不属于君主立宪派、不属于吉伦特派、不属于雅各宾派，她属于法兰西民族。她激励和鼓舞的不是一个地区的法兰西人，她召唤的不是某个政治派别的法兰西人，她召唤的是法兰西民族的全体。
正如《马赛曲》一样，《义勇军进行曲》也诞生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义勇军进行曲》不是属于某个党派的中国人，也不是属于某个地区的中国人。《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的《风云儿女》歌唱着她；1937年交保释放的“七君子”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刻歌唱着她；1938年在日占的天津“天津青年会”组织当地民众歌唱着她（爱泼斯坦回忆）；1940年以后，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录制了唱片演唱她；1944年马来西亚一只抗日队伍把“中华民族”改为“马来亚民族”歌唱着她。如果说《马赛曲》属于法兰西民族，那么《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属于中华民族。她激励着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无畏的与敌人去战斗。用徐悲鸿的话说：“人民在胜利中不忘记过去的斗争，它（《义勇军进行曲》）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 这支歌唱出了民族自信心，唱出了为着理想不怕牺牲，敢于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为什么在1949年能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政治基础。它超越了党派的狭隘观念，昭示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是我们这个民族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结果。
与《马赛曲》一样，《义勇军进行曲》也是以民族主义的政治视角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然而，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田汉被最高领导阶层判定为“死人”，最终以“叛徒”、“黑帮”的身份被打倒死于政治迫害中，《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允许作为国歌播放和演唱，销声匿迹了。共和国没有了国歌，代替她的是响彻宇宙的《东方红》。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掩埋了田汉，也掩埋了他的《义勇军进行曲》，掩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此前尽管拥有过共和国国歌的政治殊荣，此时，作为一个艺术文本悄然消失在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视野里。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共和国又有了新国歌。还是聂耳为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谱写的曲子，但是歌词改变了。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曾经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她的民族主义的叙述语言被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政党叙述语言所替代。在经历了长期动乱之后，政治需要重新唤起民众对于其自身的一种亲和力。好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时间不是很长，1983年，国歌重新恢复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貌。一个艺术文本最终还是还原为她的本来面目。
《义勇军进行曲》，从作为作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再到作为共和国国歌的历经坎坷，这个过程清晰地反映出艺术文本选择背后有着强烈政治因素的影响。
以国歌考察艺术文本的选择与政治因素之间的关系可能过于偏颇。
好在田汉除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外，他还给我们留下了更丰富的艺术文本内容，引发我们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思考。
今天已经没有太多人知道，田汉还留存有下面这样两个艺术文本：《国民革命军第74军军歌》和话剧《德安大捷》。
这首军歌和这本话剧都和一个人有关：张灵甫。小说《红日》里的那个张灵甫。
抗战爆发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全国军队进行了整编。１９３７年９月在浙江建立了７４军，由王耀武第51师和俞济时第58师合编而成，全军共8个团，2.1万人。张灵甫时任５１师下３０５团团长。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在对日作战的万家岭战役中，７４军作为核心主力，给日军重大杀伤，此役首创抗战以来歼灭日军几乎一个完整师团的佳绩。而305团团长张灵甫率一支部队奇袭张古山，又坚守数昼夜，为最终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９３９年１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特派田汉到江西采访前线将士，田汉遂于已经升任第153旅旅长的张灵甫会面。田汉以张古山之战为蓝本，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剧中的主人公就叫“张灵甫”，《德安大捷》一剧就是歌颂张灵甫这个抗战英雄的抗日事迹。话剧《德安大捷》公演后，张灵甫作为抗战英雄名声大振。田汉在７４军采访期间，在与第74军将士的多次接触中，了解到７４军广大官兵们为国家而战奋不顾身的更多英勇事迹，这位《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主动挥笔作词，为第74军创作了一首激昂的军歌，并由著名作曲家任光谱曲：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
他，占领我们的土地，
他，残杀我们妇女儿童!
我们知耻，我们负重，
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
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救过徐东，大战过兰封!
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民族的先锋!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踏著先烈的血迹，瞄准敌人的心胸，
我们愈战愈奋，愈杀愈勇。
抗战必定胜利！杀！
建国必定成功！杀！”
这就是《国民革命军第７４军军歌》。
在这首军歌中回荡的依然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那种救亡民族的爱国激情。
抗战胜利后，国民革命军第７４军改变为整编７４师，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没。张灵甫也随之进入了《红日》的叙事体系。《德安大捷》那个张灵甫风光不再。
而田汉在３０年代为歌颂张灵甫进行的张古山战役创作的《德安大捷》以及为７４军创作的《国民革命军第７４军军歌》作为艺术文本也消失在历史和政治的苍凉视野里。） 每当雄壮激昂的国歌声响起，那气壮山河的旋律，催人奋进的歌词，都会让每个炎黄子孙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仿佛又进入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其时又不禁会怀念起这不朽歌曲的词作者田汉同志、曲作者聂耳同志，但现在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传播、推进上，任光是有极其重要贡献的。去年，我们在协助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拍摄《任光》电视剧时，首次发现了许多任光烈士鲜为人知的珍贵文字和照片资料。
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1934年，田汉同志写就了一个文学剧本初稿，但在1935年2月他却不幸被捕，当时由夏衍同志将该剧本改写成电影版本，并定名为《风云儿女》。该剧本中的主题歌就是田汉同志原稿中的《义勇军进行曲》。那时“上海电通公司”已决定将《风云儿女》拍摄成电影。当时的聂耳正准备去日本，他看到该剧本后，对该剧非常喜欢，主动要求为《风云儿女》主题歌谱曲，这首曲子实际上是聂耳在日本谱好曲后再从东京寄回上海的。不幸的是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时年仅23岁。我们翻开历史，纵观音乐天才聂耳短暂的一生，他受任光的影响是较大的，他们初次相识是在1932年，那时聂耳还在一个合唱团里吹小号。任光凭着极其敏感的辨音能力，即发现了聂耳的音乐才能，遂通过他人介绍，将他吸纳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帮助自己从事收音、抄谱、作曲和教唱歌曲等工作，并且在不久即升任聂耳为音乐部的副主任，成了任光得力的助手。因任光毕业于法国着名的里昂音乐学院，专修音乐理论和钢琴课，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音乐家，聂耳非常尊重和敬佩任光，他们一起共事，真诚地相互帮助，交往合作，建立了很深的友谊。聂耳深深地感激任光的知遇之恩，虚心向任光学习，并一直尊称任光为“我们的导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任光也为聂耳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任光是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灌制人。当时百代唱片公司的法方经理担心出版这张极具号召力的唱片会引来日方的“麻烦”和“抗议”，因而不敢出版。而此时作为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一再坚持说：“我们歌词中没有提到日本帝国主义，哪个也没提，一般地讲，抗战！应该可以发。”法方经理已注意到此歌的广阔市场前景，从注重经济效益角度出发，也就同意制作发行。1935年5月9日，任光组织了电通电影公司的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袁牧之、顾梦鹤、施超7个演员唱《义勇军进行曲》(即《风云儿女》电影主题歌)，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这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随后，他又将这唱片的录音转录到电影《风云儿女》的胶片中去。这是全球第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编号为34848b，现保存在上海的国歌纪念馆中。这版唱片很快发向全国，《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广为传播，成为一首激情燃烧的、影响最广的抗日名曲。第一次灌制的唱片很快销售一空，后来任光又连续灌制了二次。据许多老同志的回忆，那时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战斗进行曲，是游行集会的合唱曲，是唤起民众的动员令，确实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
任光是把《义勇军进行曲》介绍到国外的第一人。1937年7月任光在法国进修期间，担任了法国左翼文化组织“民众文化协会”委员，他组织了巴黎华侨合唱团，首次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多次在法国为救济国内难民举行募捐公演。1938年春季，在由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他指挥华侨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一些国家代表听了这些抗日歌曲后赞扬说：“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的无限希望。”1939年5月，任光离开重庆转赴新加坡，客居华人区中峆路公寓。他时刻地记挂着祖国的命运，紧系着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他即在新加坡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并组建了华人革命音乐组织“铜锣合唱团”，该团多次登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致力于唤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海外华侨的抗日爱国热情。《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华人区中已成为大家最熟悉、最富号召力的歌曲，推动了海外华侨支援国内抗日的爱国热潮。
任光是在新四军中大力传播《义勇军进行曲》的践行者，1940年7月，他因叶挺军长的热情邀请，经周恩来批准，来到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在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工作。在新四军中，任光除继续创作新歌曲外，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新四军中《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新四军东进曲》、《打回老家去》都成为全军最爱唱的歌曲，这些歌已成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战斗动员令。
音乐家任光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已经70周年了，但人民和历史没有忘记他。在上海杨浦区的国歌纪念馆中，永远记载着任光为《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外的传播和推进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庄重一笔。
在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地怀念任光同志，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与祖国的山河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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