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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民族唱法歌手考 [打印本页]

作者: 原创歌词 时间: 2015-11-2 23:29
标题: 民族唱法歌手考

原标题：民族唱法歌手考

民族唱法起源于战争宣传，又见证了中苏关系的高潮与低潮，在中国人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时曾经给过他们有力的支持，最终不敌群众基础更广泛的通俗唱法。

本刊记者：赵良美

1986年，在第二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简称“青歌赛”）上，声乐第一次被分为“美声”、“民族”和“通俗”三种唱法。

在56个民族之上还存在一个“民族唱法”一度让一些音乐专家感到有些无法理解，不过在1980年代，确实是民族唱法完全成型的时节，尤其是金铁霖门下的弟子。这是一种在中国传统戏曲和民歌的基础上，结合西洋美声唱法而形成的音乐表现形式，中国的主旋律歌曲大多采用这种唱法。少数民族原汁原味的民间歌唱形式则被称为原生态唱法。

中国的“民歌手”和国外一般意义上的“民歌手”不同，后者是唱“民歌（folkmusic）”的歌手，而中国的“民歌手”指的是民族唱法歌手，他们的歌唱主题以主旋律歌曲为主。

民歌手中有不少都服务于部队院团，这就造成了“穿的是军服，唱的是民歌”一种独特的艺术现象。

小品演员郭达和蔡明的小品《某男某女》则充满着对音乐家们的砸挂。“艾音乐同志，究竟什么是军乐，什么是民乐呢？”“军乐就是军人演奏的音乐，而民乐嘛，那当然就是民兵演奏的音乐了嘛。”

大本嗓的魅力

大本嗓时期的民族唱法就像邻家姑娘一样清纯甜美，就是唱到后面会撕心裂肺。

民族唱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此前红军队伍唱的歌非常复杂，士兵来自江西、湖南，有人爱唱客家人的“兴国山歌”，客家人的歌曲中有妹妹送表哥远行之类的歌曲，在1960年代被改编为《十送红军》。一些有过留洋经历的同志则擅长唱《马赛曲》，这支法国国歌很受红军战士的欢迎，时时可见长征回忆录中提到这支曲子对人的鼓舞作用。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从此确立，成为此后几十年间指导中国文艺创作的根本方针。

在解放区，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民族唱法就此开始发端。第一批民歌手以王昆和郭兰英为代表。

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多是唱戏曲和民歌出身，1940年代的民族唱法也因此深受影响。1945年，第一代“喜儿”王昆用秦腔、陕北民歌等传统戏曲民歌的方式演唱了歌剧《白毛女》，大获成功。

“这种唱法根植在传统历史中，特别是农民群众，非常喜欢。”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的李西安对《博客天下》说，《白毛女》以艺术的形式在动员人民参与革命斗争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年曾经有战士太入戏，拿起步枪来对准舞台上的黄世仁射击，万幸被干部推开没有伤到人。

刚刚起步的民族唱法完全使用真声（俗称“大本嗓”）演唱，唱的时间一长，嗓子容易疲劳。王昆曾经向别人诉苦说：“你不知道唱到第四五幕时我嗓子有多痛苦。”

在国统区，美声唱法这种被公认为是最科学的发声方法已经在逐渐推广。这种唱法可以使用假声，嗓子不容易疲劳。美声唱法起源于拉丁语系的意大利，这种美丽的语言都以元音结尾，但在演唱中文时会面临失声的问题，导致吐字不清，做不到字正腔圆，对于解放区音乐素养不高的广大群众来说，这种唱法太“洋”。柔软、抒情的流行歌曲一直存在，但被认为会瓦解斗志，是“靡靡之音”，只有大本嗓的原始民族唱法当时在解放区一家独大。

进步歌曲当中也不乏美声唱法的印痕，比如冼星海在陕北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三弦二胡一起上阵，还有搪瓷缸子和饭勺。但在苏联有条件重新整理《黄河大合唱》时，就变成了带有民族特色的齐整的交响乐伴奏的西洋美声曲目。

1949年后，主张民族唱法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主张美声唱法的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共处同一时空，但他们在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方法技巧等方面难以沟通。前者认为后者“打摆子（发疟疾）、吐字不清、牛叫、唱歌时嘴里像含着橄榄”，后者指出前者“喉咙紧、直嗓子喊、无章法、捏着脖子在叫”，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是为“土洋之争”。有第三方提出可以在民族唱法的基础上，吸收美声唱法的优点，希望大家坐下来谈。

1950年，音乐各界人士分别于5月10日、5月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两次“唱法问题”座谈会，以“建立新中国的唱法”为主题，并就如何结合西洋唱法与中国传统唱法的精华特色，形成完善的歌唱体系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最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洋嗓子大张旗鼓地进军，土嗓子保留了最后的体面。

作者: 原创歌词 时间: 2015-11-2 23:30
结束了内战之后，歌唱的作用不再仅仅是鼓舞士气，美声唱法浑厚有力，能够制作更加气势恢宏的史诗作品，而且有成熟的苏联唱法可以借鉴，真声唱法势单力薄，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中国一边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声乐，同时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而旧俄罗斯的音乐效法法国，声乐有悠久的西方传统，美声唱法如此时髦，连“土嗓子”的代表人物王昆都忍不住去向苏联专家请教。

这使得1950年代的民歌手马玉涛、吕文科等都带着浓郁的美声色彩，他们演唱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克拉玛依》等曲目均借鉴了美声唱法。

“吸收了美声唱法的训练方法后，民族唱法的范围拓宽了，不是说纯粹的民间唱法不好，但它只能唱某一种风格的东西。”李西安说。

这种短暂的调和很快就被打破。1956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谈话中说道：“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周恩来也提出“中西并存，民族为主，各自发展，先分后合”的十六字方针，原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后来回忆说，这是“组织上保证民族艺术独立发展的必要措施”。

这种表态的背景是中苏关系正在起变化，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7月，赫鲁晓夫希望建立联合舰队并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在这种两国关系逐渐恶化的局面上，和苏联修正主义唱“同一种歌”不太妥当。

1961年，文化部教育工作方案将“民族声乐专业”确定为音乐院校的正式专业。这标志着自“土洋之争”后，“民族声乐专业”名正言顺地在全国的高等音乐院校中确定下来。1964年，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以培养民族声乐人才为主的中国音乐学院成立。直到今天，这所学校仍然是培养民族唱法的最高学府。

也是在这一年，肖华将军创作了《长征组歌》，这组乐谱让总政歌舞团和战友歌舞团用不同的风格同时排练，准备在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演出。总政版音乐的交响性比较强，运用的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更加丰富，演出两场后就没有再公演过，其中的歌曲和音乐也没有流传开。使用更多民族唱法的战友歌舞团那版则被拍成彩色电影，完全普及并流传至今—今天还时不时被拿来配各种流行歌曲的画面。

民族唱法适合歌颂盛世

民族唱法适宜歌颂，又没有那么庞大的野心。

“文革”结束之后，民族唱法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

邓丽君的歌曲在“敌台”中一直偷偷流行，“文革”后悄悄流入大陆，更有大陆的歌唱演员模仿港台歌手翻唱歌曲，听起来也是惟妙惟肖，流行音乐的受众开始壮大，以李谷一为代表的民歌手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

1980年初，李谷一的《乡恋》因柔美动听、亲切自然，一经播出就轰动全国，但也引来了巨大的争议，一度被认为是“黄色歌曲”。

1983年，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建议把歌唱大赛按照“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分类，当时的歌唱家蒋大为认为这种“民族唱法”其实应该叫“中国唱法”。

参加大型晚会和歌手大赛是民歌手成名的主要方式。1982年，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我爱你，塞北的雪》在央视春晚上演出，开始为中国观众所熟识。1990年，宋祖英以一首《小背篓》在央视春晚上崭露头角，并连续24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这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离开生养自己的家乡，民歌手关于泥土和家乡的主题受到背井离乡的中国人的喜爱。

学生们的成功让她们的老师金铁霖声名鹊起。金铁霖196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学习意大利美声唱法。1981年，金铁霖调入中国音乐学院工作，在多年的实践中，他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民族唱法的教学方法。他注重演唱的“科学性”，通过它可以解决演唱中的各种问题，在完成技术难度大的主旋律歌曲方面存在优势。只有掌握了这种科学的唱法，才能保持声音流畅贯通，达到好听的效果。

虽然流行歌曲覆盖的群体更大，但是主旋律歌曲的演唱方式还是以民族唱法为主，“（如果用通俗唱法）那就不严肃了，不够庄重了。”李西安对《博客天下》分析。

学院派的“金氏唱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媒体和比赛的认可。他的学生在青歌赛中频繁获奖，也成为央视春晚的主力。中央电视台也反复播放这种民族唱法的MTV。金教授的学生们是各院团欣赏和喜欢的人才，许多人都穿上了军装，被代表着颂歌最高水平的几大部队文工团录用。

春晚上，和如日中天的民族唱法相比，美声唱法就像是一个落魄的大哥，那些演员一般都是在零点敲钟以后出来，七八个人唱一个串烧歌曲，年轻观众们根本不会去剧场看他们的歌唱，而且他们只有几个人一起穿着演出服出现的时候，观众们才能认出来，如果单个出现，就完全没有概念了。

民族唱法也唱串烧，那是那些刚出道的年轻新人。在春晚真正能够独唱的，除了身价很高很难请的天后天王级别流行歌手，基本上是民族唱法的歌手们。他们有时候身穿军装，有时候则穿着设计精巧、奢华繁复的大型裙装出现，色泽是金、红这样抢眼富贵的颜色。

作者: 原创歌词 时间: 2015-11-2 23:30
但通俗唱法拥有最广泛的观众群。无论是春晚还是《同一首歌》，通俗唱法正在用流行歌曲的方式逆袭，逐渐加入到晚会当中来，不过仍然无法撼动民族唱法的老大地位。语言类节目都可能冒犯不同的人群，满口吉祥话的民歌手，人又漂亮歌又甜，又安全又正确。

1990年代之后，“金氏唱法”就把国内的民族唱法给统一起来了，特别是主旋律作品的演唱方法。

“金老师识人才，教得好，另外他在极力地推学生。”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王苏芬对《博客天下》说，现在电视上活跃的基本都是金铁霖的学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大众。

这并不是通过行政强令来实现的，在京剧界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张君秋唱红之后，学他的人很多，一度出现了“十旦九张”的局面。对家长来说，让孩子学这样显赫门派的风险最小，对各地电视台和院团来说，选送这样主流的歌手去参赛，成绩有保证。

青歌赛上金氏唱法的不断获奖激励着各个地方音乐学院的老师们，他们几乎都把中国音乐学院的民族唱法当做样板来教授和学习。

这也引来了“千人一声”的指责。青歌赛是民歌手们最重视的一个比赛，在比赛中要想得奖，就要按照标准方式唱歌。

“比赛唱的这些曲目，声音要达到多高、多宽都有标准，大家都按照一种方式唱歌，学院派只唱一种，所以所有的歌都是一样的，而学院派认为别的都是错的。”龚琳娜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说。她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民族唱法，曾获得第九届青歌赛民族唱法专业组银奖。但在毕业的时候，她突然失去了自信，“我发现和我一样毕业的学生，我们的声音太像了，但是90年代以前的民族唱法各有不同，李谷一和彭丽媛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导致龚琳娜后来逐渐走上了一条奇特的神曲之路—对新型音乐的尝试。

部队是最可靠的家

学完民族唱法的大部分人还是希望有一个单位，这个单位的级别越高越好。

演唱主旋律歌曲的民歌手大部分都进入了各种院团，尤其是军队文工团。

文工团是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在电影《上甘岭》中，郭兰英的声音唱起“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时候，战士们一瞬间似乎都不渴了。苏联电影的《莫斯科保卫战》中，文工团的同志对着电话听筒高唱《神圣的战争》（这支曲子曾经被《潜伏》改编成《深海》）后，士兵们投入了反攻。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时光，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成立过特种部队，其实就是文工团，后来在1950年改编成政治宣教与娱乐于一体的艺工队和康乐队。不过台湾“国防部”已经决定在今年裁撤艺工队。

在和平年代，文工团也聚集了一批艺术家，保存和发展“社会上优秀文艺力量”。“都是想去军队文工团，这是学了音乐的人的共同想法。进部队待遇好，也可以接商演。”王苏芬介绍。

“歌而优则仕”是文工团独有的晋升方式，在重要的大赛中得奖或者在演出中表现好，在军队都可以立功。

去基层慰问演出是文工团民歌手的工作任务，有的地方是非常危险的。1985年中秋节，阎维文接到任务去中越边境的老山主峰前线慰问演出，他不仅要小心脚下的地雷，还要戴着钢盔小心炮弹的袭击，并且一直唱到了猫耳洞里，在那里可以直接看到敌人。

慰问演出以有革命精神的、战斗性的歌曲为主。1979年王苏芬到福建慰问演出，听到对面的岛上传来邓丽君的歌声，“那边放的录音还是真唱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互相对打，对着唱，就在自己的岛上唱革命歌曲，我当时唱的是《海上女民兵》，为的是看谁的声音响，我们这边是高音大喇叭，响极了。”

部队文工团也在进行改制。2006年初公布的《国防白皮书》披露，2005年底完成的20万大裁军中，文体单位被较大程度地压缩。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再次指向了部队文艺团体。

这对想要进入部队的学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陈佳（化名）小时候有个军旅梦，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民族唱法，“我想要进入文工团，既能唱歌又能穿军装。”

正在精简缩编的文工团几乎都饱和了。“学习民族唱法还是想要进入院团。但是很多音乐学院优秀的毕业生都没能进入理想的文艺团体。”陈佳对《博客天下》说。

宣教歌曲难触心灵

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90后们更喜欢流行歌曲，对民族唱法的歌曲并不感冒。

以前一个民歌手一个月基本会有七八场商演，“节俭办晚会”的通知下发后，他们的商演机会几乎没有了，这对他们的收入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以前可以接一些，现在不接了。”武警文工团民歌手潘军说，她现在每年要完成一百多场的慰问演出。

民族唱法本身也有了自己的问题，1980年代的那种城市化过程中紧张的“背井离乡感”已经不复存在，而民族唱法似乎又不适合表现城市生活。

写歌的人也负担着让领导人满意的任务，民歌手们很少出唱片或者出售在线铃声，更极少有民歌手可以通过商业运作的演唱会挣钱。而歌曲必须要满足投资方的需要，这些投资方往往是军队院团或者是各地的地方宣传部，应对的是某项具体事件或者运动，比如歌颂某种思想，或者甚至到某一个具体运动，歌词也充满了政治说教。

“这样的作品目的性太强，所以它绝对不能触动一个歌者的心灵。”龚琳娜说。

过去的颂歌当中也一度有过精品，比如传唱甚广的《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这些胜出的作品往往会有一种历史感，制作也都是最精良最用心的。而普通的各地定制歌曲则充满了强行加入的宣教，可能还有外行领导内行。

作者: 原创歌词 时间: 2015-11-2 23:31
但通俗唱法拥有最广泛的观众群。无论是春晚还是《同一首歌》，通俗唱法正在用流行歌曲的方式逆袭，逐渐加入到晚会当中来，不过仍然无法撼动民族唱法的老大地位。语言类节目都可能冒犯不同的人群，满口吉祥话的民歌手，人又漂亮歌又甜，又安全又正确。

1990年代之后，“金氏唱法”就把国内的民族唱法给统一起来了，特别是主旋律作品的演唱方法。

“金老师识人才，教得好，另外他在极力地推学生。”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王苏芬对《博客天下》说，现在电视上活跃的基本都是金铁霖的学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大众。

这并不是通过行政强令来实现的，在京剧界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张君秋唱红之后，学他的人很多，一度出现了“十旦九张”的局面。对家长来说，让孩子学这样显赫门派的风险最小，对各地电视台和院团来说，选送这样主流的歌手去参赛，成绩有保证。

青歌赛上金氏唱法的不断获奖激励着各个地方音乐学院的老师们，他们几乎都把中国音乐学院的民族唱法当做样板来教授和学习。

这也引来了“千人一声”的指责。青歌赛是民歌手们最重视的一个比赛，在比赛中要想得奖，就要按照标准方式唱歌。

“比赛唱的这些曲目，声音要达到多高、多宽都有标准，大家都按照一种方式唱歌，学院派只唱一种，所以所有的歌都是一样的，而学院派认为别的都是错的。”龚琳娜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说。她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民族唱法，曾获得第九届青歌赛民族唱法专业组银奖。但在毕业的时候，她突然失去了自信，“我发现和我一样毕业的学生，我们的声音太像了，但是90年代以前的民族唱法各有不同，李谷一和彭丽媛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导致龚琳娜后来逐渐走上了一条奇特的神曲之路—对新型音乐的尝试。

部队是最可靠的家

学完民族唱法的大部分人还是希望有一个单位，这个单位的级别越高越好。

演唱主旋律歌曲的民歌手大部分都进入了各种院团，尤其是军队文工团。

文工团是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在电影《上甘岭》中，郭兰英的声音唱起“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时候，战士们一瞬间似乎都不渴了。苏联电影的《莫斯科保卫战》中，文工团的同志对着电话听筒高唱《神圣的战争》（这支曲子曾经被《潜伏》改编成《深海》）后，士兵们投入了反攻。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时光，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成立过特种部队，其实就是文工团，后来在1950年改编成政治宣教与娱乐于一体的艺工队和康乐队。不过台湾“国防部”已经决定在今年裁撤艺工队。

在和平年代，文工团也聚集了一批艺术家，保存和发展“社会上优秀文艺力量”。“都是想去军队文工团，这是学了音乐的人的共同想法。进部队待遇好，也可以接商演。”王苏芬介绍。

“歌而优则仕”是文工团独有的晋升方式，在重要的大赛中得奖或者在演出中表现好，在军队都可以立功。

去基层慰问演出是文工团民歌手的工作任务，有的地方是非常危险的。1985年中秋节，阎维文接到任务去中越边境的老山主峰前线慰问演出，他不仅要小心脚下的地雷，还要戴着钢盔小心炮弹的袭击，并且一直唱到了猫耳洞里，在那里可以直接看到敌人。

慰问演出以有革命精神的、战斗性的歌曲为主。1979年王苏芬到福建慰问演出，听到对面的岛上传来邓丽君的歌声，“那边放的录音还是真唱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互相对打，对着唱，就在自己的岛上唱革命歌曲，我当时唱的是《海上女民兵》，为的是看谁的声音响，我们这边是高音大喇叭，响极了。”

部队文工团也在进行改制。2006年初公布的《国防白皮书》披露，2005年底完成的20万大裁军中，文体单位被较大程度地压缩。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再次指向了部队文艺团体。

这对想要进入部队的学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陈佳（化名）小时候有个军旅梦，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民族唱法，“我想要进入文工团，既能唱歌又能穿军装。”

正在精简缩编的文工团几乎都饱和了。“学习民族唱法还是想要进入院团。但是很多音乐学院优秀的毕业生都没能进入理想的文艺团体。”陈佳对《博客天下》说。

宣教歌曲难触心灵

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90后们更喜欢流行歌曲，对民族唱法的歌曲并不感冒。

以前一个民歌手一个月基本会有七八场商演，“节俭办晚会”的通知下发后，他们的商演机会几乎没有了，这对他们的收入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以前可以接一些，现在不接了。”武警文工团民歌手潘军说，她现在每年要完成一百多场的慰问演出。

民族唱法本身也有了自己的问题，1980年代的那种城市化过程中紧张的“背井离乡感”已经不复存在，而民族唱法似乎又不适合表现城市生活。

写歌的人也负担着让领导人满意的任务，民歌手们很少出唱片或者出售在线铃声，更极少有民歌手可以通过商业运作的演唱会挣钱。而歌曲必须要满足投资方的需要，这些投资方往往是军队院团或者是各地的地方宣传部，应对的是某项具体事件或者运动，比如歌颂某种思想，或者甚至到某一个具体运动，歌词也充满了政治说教。

“这样的作品目的性太强，所以它绝对不能触动一个歌者的心灵。”龚琳娜说。

过去的颂歌当中也一度有过精品，比如传唱甚广的《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这些胜出的作品往往会有一种历史感，制作也都是最精良最用心的。而普通的各地定制歌曲则充满了强行加入的宣教，可能还有外行领导内行。

作者: 原创歌词 时间: 2015-11-2 23:32
“民歌手会比较受欢迎，主要还是政府官员的审美在这儿，跟年龄层和教育审美都有关系。”乐评人科尔沁夫对《博客天下》说。

因为演唱歌曲的特殊性，碰到好的机遇，民歌手可以迅速成名。“跟上时代和中央的宣传精神就容易成名。当时比如说是澳门回归，我就唱个澳门的什么歌。”王苏芬说。

不过情况也在变化，马年春晚上，以“中国梦”为标签的主旋律歌曲《我的要求不算高》是由影视演员黄渤演唱的。

但是现在，民歌手的成名之路越来越难。王苏芬说：“现在很难，不像我们当时，人品好，有业务（就行）。现在的歌手要想出来，第一一定要唱得很棒，第二你还得有经济实力拍MV，一首MV三四十万。”

在过去若干年中，民歌手们要拍MV，就必须找到单位或者是有实力的商人来为MV埋单。这导致一些民歌手和官员、商人的关系密切，甚至有人卷入了贪腐窝案。

在民族唱法本身出现问题、歌手们影响受损的同时，年轻的士兵和军官的文化需求却非常活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互联网时代成长，入伍前就是社交媒体的深度用户。潘军在慰问演出中也发觉了这种趋势，“很多士兵都是90后，是比较活跃的小孩子。如果他们愿意听一些流行歌曲，我们也会唱。”

今年7月份，国防部发布了《小苹果》版征兵宣传片，这一作品也被网友称为“萌”系征兵代表作。他们并非不需要音乐，只是他们需要的、渴望的，穿大裙子的民歌手们可能给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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