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山挡住你的目光，爬上山尖看看太阳； 如果现实冲垮你的力量，真诚面对这软弱无力的逃亡。 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明天依然是一模一样， 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们不会永远没有希望！ 自由女人 作者：龚琳娜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8-1 内容简介： 这是神曲《忐忑》缔造者龚琳娜的首部个人随笔集，讲述了一个女人冲破束缚、找到自己、寻获自由的故事。 2002年春天，丁字形的舞台搭建在市中心最大的空地上，气派，数千名观众将舞台围得水泄不通。我穿着一条雪青色的长裙，裙摆里藏着12公分高跟鞋，头发盘得高高的，妆化得厚厚的，手里拿着根本没开的麦克，喇叭里放出来的是两天前在北京录音棚里录好的声音。 我连歌词都没背下来，反正都是假唱，不背也无妨。音乐一起，我的情绪也跟着起来了，不过与感情无关，只是条件反射。 我用麦克挡住嘴，一边有节奏地数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边做足表情顾盼生姿……这套职业化的路数，观众似乎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只知道这是“北京来的明星”，唱的是“知名音乐人的作品”。 没有灵魂的木偶 这样众星捧月的时刻曾经是我的向往。大学时崇拜歌唱家彭丽媛，希望自己像她一样耀眼辉煌。三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最高成就是银奖，评上了二级演员，当上了歌队副队长，每月多了200块钱工资。这以后，每天奔波在不同的城市，参加形形色色的晚会，穿着细长高跟鞋和铺开半个舞台的蓬蓬裙，对口型、假唱，炫耀年轻美貌和嗓音的技巧。 我曾经困惑：为什么获奖以后，有了更多的机会更大的舞台，却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遥远了？这份工作是稳定的，稳定到可以预知五十年后的自己；也是牢靠的，牢靠到根本无需动脑筋去选择，只有这一条道儿，沿着它走下去就是了。但是，这份稳定和牢靠，又时常让我内心不安。 就说“假唱”这件事吧，我参加的演出至少80%要求假唱，我觉得不应该骗人，可“专业人士”告诉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声音质量的完美，才对得起观众。这样的“完美”有意义吗？ 再说“出名”这件事。为了获得更多的上镜机会，找个财大气粗的男朋友，是很多歌唱演员顺理成章的选择。或者说，都不用自己找，周围不断有人会主动给你介绍。那时，很多有钱有权、有妻有小的“成功人士”，都愿意和我们这些学声乐的大学生交往。 记得我上大三那年，有一次，一位圈内小有名气的音乐人约我去劳动大厦宾馆，说要给我一首他写的新歌，我就没心没肺地去了。 那是秋末冬初，大约下午五点，房间里有些昏暗了。我脸朝窗户坐在椅子上，他坐在床上，四目相对。 他语重心长对我说：“年轻人出名要趁早。如果你和我好，我就给你上节目的机会。等你成了名，要什么有什么，绝对不让你吃亏！”说完就那么和蔼地望着我，好像刚才问的是“吃饭没有”或者“你老家在哪儿”这样寻常的一句话。 我完全不知所措，又委屈又害怕，脑子里出现了一只狼扑向一只羊的场景，立即拔腿想逃。腿还没动，“哇”的一声就扯着高音嗓门儿大哭起来，这可把男老师吓坏了。 他慌张地摆着手说：“别哭别哭，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 我还是哇哇地哭，停都停不下来，像个孩子受了天大的委屈。他只好坐在对面无奈地看着我。好不容易等我哭完，也不提新歌的事儿了，带我出门，在对面的小饭馆里请我大吃了一顿。 这一回合让他惊得不轻，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忘的经验——这种时候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一定不吃亏。 之后，有演出他还照样找我，见面也不觉得尴尬。他大概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养成了“买卖不成仁义在”的胸怀。 这样的事后来还遇到过几次，嗨，名利欲望那些事，总会有臭虫盯着！ 一成不变的日子，遍地开花的“潜规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当嘴里唱着“一二三四”的我沿着舞台走到人群中间，他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一双双真诚的眼睛，瞬间变成千万刀剑，剑剑刺穿我的心。我为自己的伪装和欺骗感到汗颜。四分钟的歌，长得好像永远唱不完，我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 演出结束，独自逃回宾馆，领导很满意，给了我厚厚一叠演出费，拿在手里沉甸甸。我却不由自问：我值这个钱吗？或者我就是赚钱机器，扔掉自尊抛开灵魂，只留一个虚伪的躯壳，把假的唱成真的，颠倒黑白？ 两年多以来我一直在忍，告诉自己“或许走着走着就习惯了”。但是这次，在连云港，好像骆驼被压上最后一根稻草，我深深地受了刺激，趴在宾馆的床上号啕大哭。 我告诉自己，够了！绝对不能变成没有灵魂的木偶。 他叫“萝卜头吃荔枝” 沮丧地从连云港飞回北京，一进门，妈妈就说：“常静打电话让你去她家，说是跟一个外国人约好了要见面。” 自从青歌赛获奖，妈妈就陪我一起住在北京，爸爸和弟弟留守贵阳老家。两个男人搭班过日子，你想会好到哪儿去？可怜得很！我呢，却享受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我负责唱歌，妈妈负责伺候我，分工明确。母女俩同吃同睡同逛街，感情很好。 我一听常静找我，立即放下行李出门，打的往她家赶。她那时住在北四环边的丝竹园小区，离我们的母校——中国音乐学院很近。 到了常静家，敲门进屋，我看见房间里除了她还有另外两个人，都在保罗的音乐会上见过：拉马头琴的蒙古族小伙，和弹“德国筝”的老外！他们仨席地而坐，摆弄着各自的乐器，正在即兴演奏。 他们邀我加入，我就也在柔软的地毯上坐下来，挨着那个老外。他高高个，光光头，胳膊很长，眼睛很圆，笑起来很甜，皱眉时很酷。 老外旁边是马头琴，拉琴的蒙古族小伙叫张全胜，中央民族大学老师，跟老外配合默契，显然经常合作。最边上是常静和她的古筝。 四个人，三个乐器，把小屋挤得满满的。 音乐重新响起，他们三人随性地演奏，不是多么和谐，但很活跃。常静的即兴能力真棒，节奏和旋律说来就来，看她弹得那么欢，那么投入，我好羡慕。因为，我根本无法参与他们的游戏。我唱不出声，不知道该出什么声，感觉不到开头和结尾……从哪儿进，到哪儿去？ 那么多年的唱歌经验，在这一瞬间全都消失，空荡荡的脑子，木讷迟钝的嗓音。我只好始终唱着：“呜……”没有亮度，没有变化。 尝试了大约半个钟头，似乎有些扫兴，音乐没法继续往下走，大家决定一起出去吃晚餐。 我们找了一家韩国烧烤店，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 老外坐我对面，告诉我他的德文名字叫robertzollistch，谐音“萝卜头”，为了让中国朋友记得住，全名可以翻译成“萝卜头吃荔枝”。 聚会很愉快，聊天很开心。快要结束时，炉上还剩最后一块烤好的土豆片。我很喜欢土豆，不忍心浪费，可自己实在吃不下了，就用筷子把它夹起来，可怜兮兮地对“萝卜头”说：“能给我点面子吗？” 他露出了他的招牌式笑容，嘴大大的，眼睛眯眯的，很爽快地接过来把它吃掉。 很久以后，他告诉我，那句可怜兮兮的话，让他预感到我们之间“会发生点儿什么”。然而当时我可没往别处想。虽然我正单身，也热情似火，但眼前这个老外，怎么可能？ 山歌嗓，野的！ 第二天，常静有事，我和“萝卜头”约好单独见面，接着玩儿“即兴”。 那时候他在北京没有房子，借住在百万庄小区一个朋友的摄影棚里。我们第二次碰面就在这儿。摄影棚没有窗户，四面墙壁都装了隔音海绵，非常安静，与世隔绝。“萝卜头”就在这间屋子的角落里搭了一张床。 我到的时候，他的“德国筝”已经摆好，还有一人一个录音麦克，我的是立杆儿的。门一关，只剩下我们俩，他弹我唱。 虽然已经有过初次的尝试，即兴音乐对我仍然是个新奇玩意儿。唱歌，在我心目中是乐音的集合、技巧的展现，是严肃的表演，怎么能“玩儿”呢？ 不过，这段时间我实在太憋屈，特别是连云港演出的经历，让我喘不上气来！我对一切新鲜的、非主流的东西都跃跃欲试。昨天即兴的失败，让我无地自容，今天非要摸出门道儿不可。 “唱什么？”我问。 “随便你！”他答。 那时的我，尽管在舞台上光鲜耀眼，内心却是虚弱无力的。我的外表，我的声音，和其他民歌手没有一点儿区别。我厌恶自己这种状态，怕被别人说成“千人一声，千人一面”，但却无从改变。 看着这个笑得很温和的“萝卜头”，我想，反正他是个老外，对我和我所处的环境一无所知，不会笑话我，就放开了唱吧！ 这么一想，我就豁得出去了，扯着嗓子唱了首最熟悉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 随着我的歌声，他的琴声跟了进来，一点儿不别扭，配合得非常舒服。我一口气唱了三段，段与段的间歇处，他的琴声并不停止，而是跟随旋律自由加入和声，继续回旋。他的处理方式又反过来影响了我，我的歌声中便少了些硬邦邦的“革命味儿”，多了些女性的柔情。曲终，意犹未尽。 德国筝，我们叫它“巴伐利亚琴”，即使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也是少数人会弹的乐器。 四十根弦，有旋律，有和声，音色明亮，音域宽广。低音比大提琴的最低音还低，高音也能跨越四个八度。这来自遥远国度的乐器，演奏中国乐曲，竟有种独特的和谐，比钢琴更贴近我的声音。 琴声在继续。我有点儿进入状态了，开始现编现唱:“我们俩在一起，不分离，手拉手，相亲相爱，在一起。到天明，不分离，美好事情常记起，我和你永远不分离。” 唱着唱着，我的声音变化越来越多，他的和弦也越来越丰富。唱到高潮，他从喉头发出了一种绝对的低吟，是蒙古族的“潮尔”音色。我们一同和音：“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高低呼应，琴音心语。那一刻，两个人的世界打通了，穿天透地，彼此融合。 接着，我们又唱起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以前，我几乎没唱过流行歌曲，也很不擅长那种卿卿我我的调调。但那天，不知怎么的，唱得如此醉心，如此甜蜜，唱着唱着泪眼迷离，唱着唱着脱离自己。 我们不停地唱啊唱，唱了整整三个钟头。唱到激烈的叫喊，唱到细腻的委婉，唱到痛苦而泣，唱到狂欢而舞。就这么唱疯了。 忘了自己，忘了时间，忘了规矩，忘了技巧，忘了过去——只剩下声音在回荡，意志在松懈，能量在释放，灵魂在解脱。在那种热烈的近乎疯狂的眩晕中，我找到了自由。 以上文字摘自《自由女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