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乙：黄德海（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任《上海文化》杂志编辑。） “他用一种优雅而轻巧的方式，设置了反转、再次反转……就这样一点点消解了生活的严肃性，但又不知道消解以后应该干什么，只有轻淡的笑谑和徒然‘在路上’的空洞姿态。” 路人甲：张定浩（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上海文化》杂志编辑，业余写诗和文章。） “韩寒的竞争对手，过去不是鲁迅莫言，如今也不是姜文贾樟柯，而是郭敬明，一直是郭敬明。” 路人丙：木叶（原名刘江涛。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写诗歌、评论等，也做访谈。2006年，获中国时报文学奖之诗歌评审奖。） “我不会因为崔健做演员时演技一般，或做导演时不够卓越，就低估崔健，因为这不代表他的核心才情。” 他们仨，复旦大学师兄弟，如今又都从事与文学及文学批评相关的专业。所以，他们看韩寒与韩寒电影的角度，既是同行的，也是路人的。正如张定浩的夫子自道：“我们期待的不是就某个话题辩论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在伐木丁丁的空气中彼此激荡，完成一种精神生活的练习。” 木叶：有朋友对《后会无期》津津乐道，而我看后，并不觉得是一个“行外人”拍的处女作，主要是没看到一个“闯入者”可能带有的冲击力。导演貌似游刃有余，而我并无惊喜。不知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张定浩：对我来讲，这是一部有点奇怪的电影。它有一点文艺，有一点黑色，有一点公路，有一点喜剧，有一点情怀，有一点解构，但都不能深究，它既不是一部阅后即焚的爆米花电影，又没法让我像对待一部艺术作品那样审慎地对待它的剧情，我甚至觉得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写文章探讨其剧情的优劣、褒贬其人物的命运、争执其电影的意义，都略显滑稽。我甚至连在微博微信吐槽的欲望都没有，觉得有些虚无，正好也想和你们聊聊。 黄德海：某种意义上，它也许可以被归入“粉丝电影”。只是我们都不算粉丝，当然也绝非“韩黑”，我们充其量只是路人，所以不会有太多强烈的感情。 张定浩：木叶可是写过有关韩寒的文论，也做过他的访谈。 木叶：粉丝，是有一个无形的门槛的。在韩寒和韩寒电影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像是路人吧。对于一部电影的口碑以及票房，粉丝的力量自是大的，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大量路人的意见，这里面也包含着一种大数据与少数专业评论的叠加和碰撞。今天我们把自己摆在路人的位置上，可能谈起来会更放松，也更直接。 黄德海：或许也是走在平凡之路上的路人…… 张定浩：你是要说，“平凡才是唯一答案”吗？ 黄德海：先别忙着讽刺。据说这首歌对有过抑郁经验的年轻人很治愈。想要的太多，得到的太少，这是一代代少年的宿命，倘若能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这本身已经非常不普通了。 张定浩：我哪敢讽刺，只是觉得这个“唯一答案”有一点点鸡精味道，它不是词作者写给自己听的，而是对粉丝的曲意逢迎，它仿佛在说：你们负责平凡就好了，卓越的事情就由我来扛着吧。 木叶：你这不仅讽了，还诛心。我是把歌词看成影片的叙事者和主要角色的心迹：看上去平凡的人也注定历经山与海、人山与人海，所以也就无所谓平凡不平凡，就看一个故事如何被倾听。 张定浩：感觉更虚无了。 黄德海：我们这就说说自己对电影的具体看法。 木叶：整体上，我比较失望，不过这正说明我是有期待的。我以为，韩寒的好，主要是由杂文和一些担当所体现的。而在《后会无期》里，杂文的优点没有发挥出来，缺点却被放大了。影像和文字的特性原本就不同，再加上资本的牵绊、政治的审查以及无形的自我审查，这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韩寒的优势没得到彰显，而弱点被放大了。当然，对于他电影中表现出的文字优点，人们也有些审美疲劳了，而他并无太多长进，满足于那些小讽喻小修饰小文字游戏。我本来欣赏他幽默中的自然感，但是当和人物角色以及性格脱节，再经电影这种载体放大之后，变得刻意而枯燥，比如说苏米那句“从小到大都是优，你让我怎么从良”。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修辞往往担负着推动情节和塑造人物的重任，这就使得电影呈现一种段子化的形态。这仿佛是一部“写”出来的电影，韩寒还欠缺作为导演和编剧的扎实功力，在影像叙事这条路上，他有一种稚嫩，但是从他的访谈和电影文本来看，导演韩寒又是信心满满甚至很是得意的。 黄德海：我很想谈谈这部电影里的修辞。所谓“修辞立其诚”，有些初学者的修辞，会很生涩，有败笔，有漏洞，但也会因其诚恳而得到理解。但《后会无期》作为韩寒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其中的修辞却并不生涩，相反表现出一种圆熟。其中呈现出各种幽默、反讽、陡转、解构……比如筷子总是夹不起鸡蛋，通信多年的笔友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满怀理想和激情的阿吕可能是个偷车贼，温水煮青蛙的实验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但通过这些圆熟的修辞细节，我们却似乎看不到导演对现实哀乐的痛或爱，甚至很难感受到导演有什么诚实的感受要传达，只好说是表现了人生的无奈甚至无聊。但如此笼统又潦草的无奈和无聊感，不就只是一种姿态吗？他用一种优雅而轻巧的方式，在任何一个你可以确认人物的身份特征、道德层级、伦理偏好的地方，都设置了反转、再次反转，甚至在故事结束之后通过观众的联想和推测产生无限反转的可能，就这样一点点消解了生活的严肃性，但又不知道消解以后应该干什么，只有轻淡的笑谑和徒然“在路上”的空洞姿态。 张定浩：是的。它和黑色喜剧又不一样，黑色喜剧里有一些极其严酷的对人生残酷真相的洞见，而在《后会无期》里，所有的严酷不过是落脚在一个用锅盖盖住青蛙的手势上。又比如电影中苏米的那段情节，导演一方面企图通过触及生活残酷真相来表达人生之痛，另一方面，又把大众不能接受的残酷与痛都轻松化解。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灵魂上，导演既要让苏米蒙上一层现实的不洁感，又不敢真的让她像现实中无数活生生的妓女和罪犯那般不洁。她是个假妓女，假骗子，或许也是个假人。 木叶：假人倒也未必。他这么不断逆转，可能体现了他所理解的人生之多面、之充满可能。而这种单调、重复而又不彻底的叙事方式，倒着实暴露出他对人世的惨烈和艺术的真实的理解，还不够通透。 张定浩：我们质疑的不是逆转，不是人生多面的可能，而是在这种逆转、在这种掀开人生多面的举动中，他是否在刻意回避掉很多的人生真相。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如郭敬明有诚意。在《小时代》中，生活既是浮华虚假的，又是残酷真实的，你必须有钱有貌，才能活下去。为什么90后疯狂追捧《小时代》，因为年轻一代已经看够了受够了上几代大叔大爷们的虚伪猥琐和道貌岸然。写诗泡姑娘和用钱泡姑娘有区别吗？也许后者还多一点坦荡。 木叶：能触动某种真实，也就意味着有一定的诚意。不过，我觉得韩寒和郭敬明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韩寒及其电影是对抗时代、彰显自我，而郭敬明是顺应时代、满足自我，且不说高下，但毕竟很不同。韩寒及其塑造的人物，未必能抵达更多的自由或是给出更多的光辉，但他们是有骨头的，主要体现为挣扎、挣脱或不甘，无论是故事逆转的苏米，还是讲世界观的阿吕，都是明显的例子。 黄德海：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只是韩寒和郭敬明的外在不同。韩寒电影里没有郭敬明那种被人诟病的拜金，也没有美女如云，但比较他们的内核，却都是展示外在姿态大于对自我的内在审视。不过，即使有明确的商业目的，我也不认为韩寒有意要拍一个不好的电影——没人会有这样的初衷。他或许已经尽力，只是对自己的局限不自知。 木叶：韩寒曾拈出一个词叫“杀戮”，但他还远未“杀戮自己”。有人认为，韩寒的好，关键在于他的“轻盈”，具体而言就是第一时刻的反应，擅长擦边球，说自己的话，浅白幽默，不像很多人那么酸腐艰涩笨重。但我越来越觉得，他要想走得远，就必须注重精神资源的丰富，但这势必要变得笨重起来，深重起来。然而，只有当一个人的本真性和宏阔的精神资源以及思想视野充分相遇，才可能在一片复杂中别开生面。 黄德海：波兰尼有个说法叫做“支援意识”，意指一个人从其文化与教育中由潜移默化而得的无法明言的东西。人们获得支援意识的来源越复杂、越精微，艺术作品的个性就越多样、越锐利，表现在艺术生态上也才越丰富。之所以说韩寒和郭敬明具有内在的相似性，是因为他们获得支援意识的类别和层次都比较相似，不过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传统的反叛，对自由的崇尚，对人性卑俗层面的彰显，等等，他们都没有真的有意深入理解传统和自由的丰富及局限，最后所谓的彰显自我只能是维持表面上的不同罢了。 木叶：我还是不认同这两个人的相似。但我也一直在强调，韩寒对于自己的局限与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说“杂文就感觉像一夜情，电影跟小说其实感觉就是一段爱情、一段感情”，事实上，他的杂文面向的是一场悲剧或体制问题，总之，有一个可感可触的对立面，而在电影里这些东西被虚化，“生是你的老百姓，死是你的小精灵”这样的歌词也呈悬浮状态，影像文本的魅力也就矮了下去。所以，我还是觉得这部影片首要的问题，是韩寒作为编剧和导演的能力的缺陷。 张定浩：如果你这样说，那么任何一部拙劣的电影都可以归因于作者能力不够，这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木叶：我说的是“首要问题”，此外自是有很多可谈之处。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韩寒最动人之处，是他身上有一种极本真的东西。在很多国人那里，这种本真是被遮蔽的，被压抑的，甚至被扭曲的。查尔斯·泰勒对“本真性”有过富于启发性的研究，他沿着赫尔德的观点指出，“存在着某种特定的作为人的方式，那是‘我的方式’。我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我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的生活。”韩寒是把这种“我的方式”和“作为人的方式”结合得极其自然纯粹的一个人。他天性十足，奴性较少。他展现的是自己深处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生活以及思想。 张定浩：既然提到了本真性，我们且不谈在查尔斯·泰勒的定义里，“本真性”尚且还有方式上的本真性和内容上的本真性的区别，一件事情按照“我的方式”来做，并不意味着这件事的内容、价值和目标也同样可以完全是由“我”决定的，那样会陷入一种非常糟糕的主观主义。这个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单说你这里讲的，我恰恰认为他展现的，一直都是别人的思想，他是以一种“本真”模仿者和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的，而非“修辞立其诚”的创造者。韩寒的竞争对手，过去不是鲁迅莫言，如今也不是姜文贾樟柯，而是郭敬明，一直是郭敬明。这从韩寒团队在《后会无期》票房超过《小时代3》之后的欢欣鼓舞中，就可以略窥一斑。《后会无期》，与其说是韩寒与时代的对抗，不如说是韩寒与时代的调情。这种调情大概从片头的《东极岛之歌》就开始了，“生是你的老百姓，死是你的小精灵”，它撩拨到你一点点敏感的神经，旋即又松手，最后总是“向前走，就这么走”……一路上遇到三个女孩，按照韩寒的说法，友情、爱情、亲情，全都隐喻到，但又怎么样呢？一个作者在作品中撩拨到尽可能多的主题这并不高明，高明的是在每个主题上探索的深度。但这也正是调情者和反抗者的区别。 木叶：我对有反骨且在言行上有所抗争的人，以及在逼仄空间内给出某些建设性言论的人，持有必要的尊重。是不是没成为烈士，就不过是“调情”呢？战斗也是需要智慧的。韩寒更多的便是在第一时间所体现的智慧，还有就是他巨大的影响力也使得他“可以”说一些过分的话，但是，他至今还算不得一个原创性的思想者和革命家。从《三重门》、《1988》等来看，他对小说艺术没什么很独特的发现；就《后会无期》而言，他在电影艺术上也有些未必高明的“任性”。我看到他对自由和自在的向往，也看到他的抗争，但是他的影像叙事是无力的、浅尝辄止的，最终我看到的是一群无根的人。不免令我觉得，编剧与导演本身也存在无根的危机。在艺术面前，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深度与境界。天赋是一方面，修养是一方面，取法乎上的不懈追索才是汇通并升华这二者的关键。 张定浩：我和你的观点差别在于，你始终觉得韩寒在艺术上是值得期待的，一部相对平庸的电影处女作并不影响他依旧饱含智慧和担当；而我一直觉得韩寒在艺术上是不足观的，他根本没有什么艺术上的追求，他不过和郭敬明一样，是精明的商人，平凡的作者，一部烂电影只是让我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看法。 黄德海：我觉得我们的讨论似乎陷入了某种僵局。在这个僵局里我们看到，即使是都对一个电影失望，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失望，而这失望又牵连着我们对此前的韩寒的判断，也牵连着我们各自的立场。这种僵局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作为路人，我们似乎应当客观，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客观。我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只能说出自己有能力说出的话。不过这或许不是坏事，如果我们在谈论一部电影的时候不只是谈论电影本身，还通过讨论甚至争论借机检查了自身的立场或成见，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改掉一点我们自己洋洋得意的自以为是，或许是一种更好的收获。 张定浩：说实话，如果说在这次谈话的开始我有些虚无，那么现在我则又多了一些沮丧。 木叶：我们看到什么，说出来就好。至于虚无，也是很值得信赖的。最后，还是想做一个未必恰当和对等的类比，我不会因为崔健做演员时演技一般，或做导演时不够卓越，就低估崔健，因为这不代表他的核心才情。对于韩寒，或许有必要重复一遍，我更看重他曾经写下的杂文，他那种本色的智慧与担当，还有就是他强大的社会感召力。也正因此，我才会对这部影片有所失望。他对自由、民主等等的理解，已引起一些人的忧心。接下去他又会带来什么呢？也正是因此，初执导筒票房大捷，艺术上却乏善可陈或者说聚讼纷纭，未必完全是坏事，祛魅么。有所期待的人，费思量了；被期待的人，是否也要反省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