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裕年代的饥渴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作曲家雷振邦上世纪60年代从帕米尔高原“采”来的，作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红遍大江南北。几十年后，同为作曲家的雷振邦女儿雷蕾三上帕米尔高原采风，却不无遗憾地发现，“塔吉克族最好的民歌已经被父亲采到了”。不久前在纪念雷振邦百年诞辰的交响音乐会上，听到观众们小声哼唱着“我今没有好茶饭哪，只有山歌敬亲人”“大理三月好风光哎，蝴蝶泉边好梳妆”，不得不感叹：雷振邦采到的“最好的民歌”实在太多了。“最好的民歌已经被采走”，或可象征晚生代面临的一种创作焦虑。类似的焦虑还表现在，当谈及雷振邦的最大成就是电影音乐，光是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配乐就多达40余部时，总有人反驳：电影与音乐互相借力、彼此成就，从而双双家喻户晓的故事，只会发生在文化产品贫瘠的过去岁月，而今身处文化生产的丰裕年代，供远大于求，新作出头尚难，遑论风靡全国。
最好的民歌已经被采走，供不应求的创作机遇期已经过去。一句“时代变了”，似乎能让所有以古鉴今的说辞都打住。
但事实是，王洛宾之后，雷振邦依然扎进了民歌的江河里；采不到塔吉克族最好的民歌，雷蕾却从京韵大鼓中采出了广为流传的金曲《重整河山待后生》；晚生于雷振邦的当代作曲家们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这些民间小调的改编与再创作也几乎没有停止过。甚至越是丰裕年代，越能看出真正所爱。不久前的《中国民歌大会》，就让人看到，我们对歌之咏之、舞之蹈之的中国民歌有本能的亲切，因为它连着我们的抒情传统，连着我们的文化性格，有太多的资源还等待着被开掘。
的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艺，但我们的文艺需求里有超越代际更迭的长情。文化市场的供求关系无论怎样变，对好作品的旺盛需求没变，对真正接通心弦的作品我们依然饥渴。对“动听”——听而为之一动的音乐的渴望，是不会被时代和市场所框住的。所以，不妨给“余生也晚”一个热情的回应：“后生可畏”。“最好的”已被采走，更多“最好的”仍然属于这个时代。 不错,我收藏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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