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践耳：老而犹顽，真无忌惮
朱践耳：老而犹顽，真无忌惮走近朱践耳
第一次走进先生在上海的家，屋子不大，简朴而温馨，桌上还放了一盘特地为我们准备的大白兔奶糖。今年已九十四岁高寿的朱老，年高德劭，面容清癯，静静地倚在沙发边上，从容而谦和。他总是笑呵呵的样子，让老伴不时给我们递上几颗“大白兔”。
当我们的耳畔再次响起朱老创作过那么多的恢弘之音，总是忍不住想象并为之深深叹服——这看似清瘦的身躯竟迸发出烈焰般的灼灼激情与能量！
朱践耳
朱践耳，原名荣实，字朴臣，1922年生人，祖籍系安徽省泾县人氏。他的童年，从家道中落开始。三岁丧父，幼年随母亲移居上海。十三岁丧母，与家中兄妹靠微薄遗产相依为命。
“音乐魔盒”
朱荣实（朱践耳原名）从小身子羸弱，初中即患严重气管炎，高中时甚至出现大口吐血，在休学半年之后才顺利毕业。直到十八岁，仍然疾病缠身，他不得不在家息养五年之久。在这段郁闷期里，朱荣实向朋友借来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机。
那时候的上海，正处于日寇占领的“孤岛时期”，英美电台遭到停播，但是依然保留着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苏联广播电台。这台小小的收音机简直就是朱荣实的“音乐魔盒”，里面网罗了从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民族乐派，直到现代的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等等大师之作。
他从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得到鼓舞，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感到惊叹；在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发现新奇；为斯特拉文斯基的当代作品《春之祭》《火鸟》沉醉其中……每到周日，电台还会播出整套的西洋歌剧、芭蕾舞剧的音乐等等。这一切美妙的声响都让这个病榻上的年轻人心生欢喜：“不由遐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出动人心扉的大交响曲。”
尽管早年命途多舛，老天终究为他打开了一扇音乐之窗。从窗户透射进来的，不止是缓解病痛的精神药剂，更是氤氲梦想的万丈光芒。直到今日，他依然很感怀那段痛苦又甜蜜的病榻时光。
“践耳之路”
从少年时代开始，体弱而志坚的朱荣实就十分喜爱聂耳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并将其奉为“偶像”。另一方面，他一直对家里给起的名“荣实”和字“朴臣”中充满封建意味感到不满。1943年，决意自己改名“践耳”：“其中的‘践’字，含义有二：一是决心步聂耳之后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也要去苏联留学，也要写交响乐。”
1945年，成为朱践耳的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日军投降之际，朱践耳参军，但因体质太差，被前线部队拒绝了。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得以留在苏中军区文工团。当时的文工团有一架德国和莱厂出品的手风琴，无人会奏，这把手风琴就成了朱践耳手中最有力的“枪杆”——为战士们的文娱活动做伴奏。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军队缴获了一批铜管乐器“战利品”，由此成立了一支军乐队，由朱践耳担任队长兼指挥。就这样，作为一名文艺战士，他在革命熔炉中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令人惊奇的是，就在这样条件艰苦、热火朝天的战地生活里，本来体弱多病的朱践耳不仅没有倒下，反而竟然逐渐强壮康健起来，活力充沛。他说：“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在这里，他写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尤其是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广为流传，成为他的代表作。朱践耳开始攒起一点小名气，但他深知自己并非“天才型”作曲家，仅靠自学与实践，很快将面临音乐生涯的 “瓶颈”。他渴盼有高人能为他指点迷津，更希望像聂耳那样抛下功名、出国求学。
“异乡有悟”
在16岁那年，朱践耳经友人介绍，向当时正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专的高年级学生钱仁康学习和声，但是学得很是吃力。他回忆道：“两个月后，我实在学不下去了，只得自动辍学。”
虽然后来他未能如愿考上上海国立音专的作曲专业，但是依然不肯放弃。
他遵行《孔子家语》的教诲“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潜心自学。功夫不负有心人。直到1954年，机遇终于降临。国家拟选派第三批优秀音乐人才赴前苏联留学，经全国推荐、考核和严格政审，朱践耳脱颖而出。1955年夏，刚过而立之年的朱践耳跨进了心心念念的莫斯科音乐学院。他主动申请要求从读研究生降格为读本科——“那时我已 33 岁了，又是个“土八路”，从未上过专业院校，怎能当研究生呢？我就给文化部打报告，请求改为大学生，终获批准。这才有可能踏踏实实学了五年的作曲专业。”
在1955至1960年这五年的匆匆留学时光，朱践耳在浩如烟海的音乐典籍中专心致志，磨砺技巧，广泛涉猎，拓宽视野，写了大量各种体裁的作品，最后将把追求目标锁定在音乐艺术中的尖端领域。
大一时，朱践耳就写了六首钢琴小品，其中两首被收录进苏联出版的《中国钢琴曲集》；大二大三期间，他开始写钢琴曲、弦乐合奏，包括舞曲、夜曲、回旋曲等等，在作品中赋予自己的个性；到了大四，朱践耳写下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作为向祖国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由此一鸣惊人。这部在校习作不仅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选中并收购，同年还由苏联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录音，作为永久性库藏曲目，并且广受国际乐坛青睐，传播到德国、日本、挪威和香港的各大乐团。而朱践耳的毕业作品，选用了《长征》等五首毛泽东诗词配乐写歌，组成了五个乐章的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 “朱红记忆”
1960年，朱践耳踌躇满志，学成归国。不久后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热潮，朱践耳根据《雷锋日记》里的一阕短诗，仅用了半个小时谱成《雷锋之歌》，后经编辑定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层次丰富、情真意切的曲子经由才旦卓玛的演唱广播后，在中华大地引起激烈反响，至今仍常常在主旋律的晚会中出现。
有人说：“朱老的作品，很大程度地反映时代面貌，有质朴的片段、火红的热情、新潮的实验，折射出重大事件在一位文人深层的意识。”尔后，朱践耳也无可避免地经历了革命浪头的冲击，在政治潮水中沉浮。他全身心投入革命群众的创作，暂且搁置了交响乐的梦想。直到 “四人帮”被粉碎,两个“凡是”的禁锢被冲破,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开启之时, 朱践耳迅速得风气之先,重新开始了艺术生涯中最为关键的新求索——“找回自我”。
用朱践耳自己的话说：“作曲家还是一个具有良知的人文主义者。他不是把自己关闭在“象牙塔”中、与世隔绝的人,而是生活在平常人中间的一个平常人,有着平常人所共同有的喜怒哀乐。他最关心的是‘人’:关怀人类的命运, 弘扬人性的纯真。”
“花甲交响”
某记者问:“你过去写群众歌曲, 近年来转写交响乐, 而且在风格上、技法上,前后截然不同。 你是怎么转变的？又为什么转变？
答日: 生活。是生活启示了我, 也是生活这样要求我的。
即便过了花甲之年，朱践耳创作观念却依然新潮，他主动申请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课堂，和年轻的学子们坐在一起，聆听桑桐、杨立青、陈铭志等名师指点，吸取现代派的功夫，为伺候十七年里煌煌十部交响作品——这项浩大工程打下深基。
1982年，朱践耳在亲历了苗族、侗族的原生态民间生活风情后，兴奋地创作了交响组曲《黔岭素描》，若说《黔岭素描》例重于画意，《纳西一奇》则着重于诗情，并全面系统地运用了多调性技法。
1986年，朱践耳酝酿十年之久的《第一交响曲》问世，那年他64岁。继“十年磨一剑”之后，朱践耳加紧了创作速度，像踩了油门一样，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在五年里接连写了五部大交响曲；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仅在1994年前后一年左右，他一口气写出了第六、第七、第八交响曲和一部小交响曲；1997年，受美国哈佛大学弗洛姆音乐基金会委约，朱践耳以唐朝柳宗元的名诗《江雪》为灵感完成《第十交响曲》的创作。
“我希望自己的交响曲能够像是——
一把解剖刀，使隐秘的毒瘤显形；
一枚警铃，将昏睡的人们唤醒；
一缕烛光，照透黑夜里崎岖的山道；
一只小鸟，为即将升起的朝阳报晓。”
他还创作大量管弦乐、室内乐、钢琴曲、交响大合唱、舞剧、民乐合奏、电影配乐等作品，皆为上乘之作。诸多作品屡获国内外重大奖项，其中《第四交响曲》还得到瑞士皇后的加冕，蜚声国际乐坛。1991年，朱践耳荣膺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4年，年逾古稀的朱老受邀前往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等高等学府作学术演讲，畅谈中西音乐文化的交融。2001年，朱践耳的名字被列入了业界权威的《新格罗夫音乐大辞典》。
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花费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书写了对文革的反思。与大多老一辈作曲家不同的是，朱践耳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现代的作曲技法：“我到云南、贵州去采风，发现民间的音乐非常丰富，过去以为民歌就是简简单单的单旋律，而令我很惊叹的是，村民们自发地汇到一起唱，唱出的竟然是多调性的、复杂的复调性的音乐。这不就是现代派音乐吗？后来我就运用到我的创作中去了，所以说，我的创作是来源于生活。”
朱老在接受采访时深深地感慨道：“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相比其他人的作品最后都拿去压箱底，而我写了十部交响乐，十部都得以演奏并且出版，所以我也特别感激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我的作品）。”
当我们有幸拿到朱老走进耄耋之年后撰写的《创作回忆录》，翻开第一页的卷头语，上面写着：“十全十美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己心。”
这位耄耋老人还为自己写下了四句自勉的“歪诗”：
老而犹顽，顽似一童。
童心率真，真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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