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山歌的文字素材
田山歌的文字素材1、标题：
上海田山歌——稻作文化中的民歌
2、小档案：
上海田山歌是400多年前吴地山歌的直接传承。
是反映上海及周边稻作地区社会生活、风情民俗的重要手段。
一种颇具个性特征的民歌形式，形式独特，自成一格。
在演唱方式上以领和邀卖相配，集体组合轮唱为主。
歌词和题材主要在当地民众极为丰富的现实生活中产生。
主要作品：《姚二官》、《熬郎》、《白六姐》、《大十二月花名》、《五姑娘》
3、所属区县和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文化馆
4、项目简介：
田山歌是我国江南地区的一种颇具个性特征的民歌形式，它在上海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青浦、松江、奉贤、金山四个郊县，其中又以青浦的练塘、赵巷、金泽、商榻、朱家角；松江的新浜、泖田，最为典型。这些区域均属典型的水稻耕作区，水网交错，河湖密布。另外，江苏的吴江、吴县，浙江的嘉善、嘉兴等邻近地区，也有相似的田山歌流传。
上海地区唱田山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青浦、松江、奉贤、金山等郊县中，很早就有田山歌的流播印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可知，至迟在公元16－17世纪的明代时期，上海地区民间传唱田山歌的风气已经十分盛行。清末民初时期，上海地区田山歌的创作与传播更是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农业的推广以及农村文化娱乐形式的丰富，上海的田山歌逐渐走向了衰落，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但在一些老年村民的生活中，仍然保持着唱田山歌的习俗形式。
上海田山歌是农民在耘稻、耥稻时，由一人领唱，众人轮流接唱的田山歌，又称吆卖山歌、落秧歌、大头山歌。其演唱形式独特，自成一格。它的过程主要由“头歌”、“前卖”、“前嘹”、“发长声”、“后卖”、“后嘹”、“赶老鸦”、“歇声”等部分组成。当然由于田山歌本身的复杂性，各区县的山歌演唱形式仍有所不同。如在奉贤，田山歌演唱形式一般分上下手唱，上手叫“头歌”，先演唱两句，下手叫“吊花”或“踏脚壳”，跟着重复一遍。一唱一歇，配合默契，此起彼伏，很有气势。
上海田山歌有其独特的音乐特点。如在演唱方式上以领和邀卖相配，集体组合轮唱为主；音调高亢嘹亮，旋律起伏自由；散板散唱、大量拖腔、多声部等等。其歌词内容主要来自当地民众现实生活，极为丰富多彩，题材多为表现当地民众的劳动、生活、思想、爱情等方面，是观察上海及周边稻作地区社会生活、风情民俗的重要手段。上海田山歌是当地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一种劳动歌曲，它既能抒发劳动人民的感情，诉说自己的欢乐与痛苦，又能陶冶性情、解除疲劳。因此田山歌在上海流传极广，在农村代代相传，流传至今。
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审美更迭，都市化进展和田野消失等诸多原因，田山歌的生存环境和传承人群均渐渐流逝，目前仅十数人的80以上高龄民歌手还在文化部门举办的活动中偶尔露面，田野间原生态的田山歌已不多见，亟待抢救和保护。
5、溯源及历史：
田山歌的历史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在七、八千年前，当太湖流域开始有了原始的栽培水稻农业时，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吴越水网地区就已经产生了田山歌的原始形态，也即田秧号子。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时的田秧号子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田山歌，它们是吴地先民在田秧劳动时为了配合劳动节奏而随口喊出的，而不像后来的田山歌那样具有大量的情节内容和音乐抒咏成分。
在上海地区的青浦、松江、奉贤、金山等郊县中，很早就有田山歌的流播印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可知，至迟在公元16－17世纪的明代时期，上海地区民间传唱田山歌的风气已经十分盛行。如在明代冯梦龙辑录的吴地民歌集《山歌》中，收有吴歌356首，其词格曲调与近现代青浦田山歌基本一致，有的具体内容可以从现在的田山歌中看到。故而当地一些专家们确认，青浦田山歌正是400多年前吴地山歌的直接传承。在明代崇祯版《青浦县志》民国修的《续志•杂记》中，则更明确记载当时青浦民间“唱田歌悠扬赴节，声闻远近”的事实。明代时期，松江一带的田山歌也已十分盛行，如在《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曲类》中，收录了多首松江一带的田山歌；松江新浜、泖田等乡镇中广泛流行的《刘二姐》、《撩郎》等山歌，在明代冯梦龙辑录的《山歌》中都可见到它们的影子。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具有稻作文化特点和乡土文化气息的田山歌形式，早在明代时期已在上海当地民间广泛流传。
清末民初时期，上海地区田山歌的创作与传播更是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当时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的几个郊县中，几乎每个村落都有一个甚至几个田山歌演唱班子，他们可以从“东方日出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水稻种植业的发展。据《奉贤县志》记载,清末民初时期，奉贤县各地山歌都甚为流行，还有些山歌手拼档搭配，以换工（伴工）的形式结成“山歌班”，他们不仅劳动时唱，夏夜乘凉也唱。由于唱山歌能陶冶人们的性情，是自我娱乐的一种好形式，因此群众基础甚为深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农业的推广以及农村文化娱乐形式的丰富，上海的田山歌逐渐走向了衰落，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但在一些老年村民的生活中，仍然保持着唱田山歌的习俗形式。
6、价值和特点：
(1)音乐价值
上海田山歌在音乐上极其富有特点，在我国的各种民歌形式中，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独特的歌种，具有着自己非常鲜明的风格特征与音乐个性。它的音调高亢激越，旋律起伏较大，尤其是那种“领和邀卖相配，集体组合轮唱”的特点，使它在中国民歌的大家庭中，展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姿与光彩。上海地区的田山歌中具有大量的长篇叙事山歌，如《姚二官》（青浦）、《白杨村山歌》（奉贤）、《庄大姐》、《姚小二官》、《刘二姐》（松江），这在以篇幅短小、委婉柔和为主要特征的江南民歌中也是独树一帜的。此外，如散板散唱、大量拖腔、多声部等等特点，都反映出上海田山歌独特的音乐价值。因此，非常值得保护与重视。
(2)文学价值
上海田山歌是在稻作生产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运用了大量该地及周边一带人民的口头语言，是汉民族不可多得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对以后文学、诗歌、戏曲等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沪剧《卖红绫》、《徐阿增出灯》、《阿必大》的唱词上，都可以见到奉贤《白杨村山歌》的影子。又如，上海田山歌创作中运用的比兴、隐喻双关等艺术创作手法，不仅使得山歌本身增添了内涵，也使得人们能享受一种委婉动人、隐蔽曲折的艺术美，还为其它文学创作提供了艺术借鉴。
(3)民俗价值
上海田山歌是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歌曲，他们编唱田山歌，主要是出于生产活动、社会斗争和日常生活的直接需要，同时也是自己思想感情、意志愿望的真实表露。故而，田山歌中所唱的歌词内容，涉及到生产、生活、思想、爱情等方方面面，记录着历史文化、婚姻爱情、民情风俗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是观察上海及周边稻作地区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的重要写照。
(4)娱乐价值
上海田山歌是当地广大民众自己创造的一种劳动歌曲，它既能抒发劳动人民的感情，诉说自己的欢乐与痛苦，又能陶冶性情、解除疲劳，既是人们调节繁重的生产劳作的工具，又是人们的一种娱乐消遣活动。到了现代社会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虽然上海田山歌的原生态环境已经逐渐趋于消亡，但它的文化娱乐价值却正在进一步地显示出来，它完全可以被赋予新的文化意义而搬上舞台，使田山歌在新的时代中产生新的价值与作用。
诚如以上所述，上海田山歌有其独特特征，故该歌种及其演唱技艺虽有一定传承难度，但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江南稻作文化区的民歌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具有相当的保护价值。
7、独特的技艺、形式、流程：
（1）植根稻作生产，反映稻作生活
上海田山歌与稻作生产有着密切关系，它不但深深根植于稻作文化的土壤中，同时也体现了江南地区稻作文化的特点。上海田山歌是在耘秧耥稻等水田生产劳动中生成发展起来的，由于耘秧耥稻一般都是在七、八月份进行的，此时暑气蒸腾，田水如沸，常使劳动中的人们感到胸闷气喘，情绪烦躁，于是农民们只有用歌声来驱除炎热和疲劳，田山歌的形式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需要而大量产生。田山歌的演唱形式与演唱内容也充分反映了稻作文化的特点，仅从“耘稻山歌”、“耥稻山歌”这些名称上就可以明显看出田山歌与稻作文化的密切关系。
（2）领和邀卖相配，集体组合轮唱
上海田山歌在演唱方式上以集体组合轮唱为主，其组合人数最少为三人，最多有十二、三人，他们大部分是在田秧劳动中自由组合而成，也有的是经过多次组合相配后而形成的，最典型的就是山歌班。一个固定的山歌班往往集中了当地最好的歌手，其演唱规则又比较固定，因此，山歌班最能体现这种集体性的田山歌的特点。他们在演唱时有明确的分工，参加演唱的歌手有各自承担的角色，几人共同承担其中的一个角色或角色中的某一部分。从这些角色的功能来看，大致可分为四类：领唱、接唱、帮唱、和声。在当地民间，对这四种角色都有特殊的称谓，而且各个地区的称谓也不相同，如领唱，普遍都称为“头歌”；接唱称为“卖”（青浦、金山）、“响卖”（嘉善）；帮唱称为“嘹”（青浦）、“邀歌”（金山）、“么头”（奉贤）；和唱称为“赶老鸦”（青浦）、“落梢”（金山）、“了末”（奉贤）等等。
（3）声调高亢嘹亮，旋律起伏自由
上海田山歌有其独特的音乐特点。其一是音调高亢嘹亮，旋律大都在高音区进行，最高音可以达到bG。为了使声腔拔高，男人唱田山歌时常用假嗓，故而唱田山歌的男性歌手都能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来演唱，常在很高的音区托腔上作颤音、跳音等装饰性演唱。这是为了使歌声在田野传播很远，所以演唱时需要用较强的力度。尤其是只唱称词的“小吆”、“长声”等，声腔更是极为高亢嘹亮。歌手们称：“唱吆头、冲头，不但声音要好，而且要唱得高唱得响亮还要冲得足。”致使歌声闻数里之外。在田山歌的吆喝衬词中，有较多的“欧”、“吼”、“喉”等字音，使歌手演唱时常憋紧着喉咙大量地使用喉音。其二是旋律高低起伏，经常出现大跳。田山歌旋律上并不像农作山歌那样平稳，而是有较多的起伏跳动，它常常出现六度、七度或八度的大跳，尤其是二度的转位七度大跳很多。如青浦田山歌在江南地区常用的级进、小跳旋法时，不时地插入七、八度大跳（上行为主）的进行，同时，音区经常整块居高不下，形成了男性田山歌手为演唱骨干的阳刚风格。其调式色彩以倾向大调的徵调、商调为主。其三是歌句前后重叠，形成和声效果。田山歌的织体基本上是单声部，但在各句逗连接时，后句逗常常采用侵入法，侵入到前乐句的结束音上，构成二乐句的重迭，民歌手称之为“迭起来”。由于演唱时形成的前后乐句的重迭，就构成了二个声部的和声音程效果，产生了同度、八度、四度、五度等不同种和声效果；也有二度、七度不协和音程出现，这就产生了特殊的多声因素。
（4）篇幅结构多样，抒咏色彩强烈
上海田山歌的结构形式大致上有短体式、长体式和联体式三种，短体式的田山歌一般为四句，体现了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模式，俗称“四句头山歌”。长体式田山歌也称作“叙事长歌”，内容可长达上千行，演唱可长达几天几夜，每首歌的段落以多档结构著称，从三、五档至十二、十三档不等。联体式的田山歌也称作“套头”，由若干首短山歌串接而成，每段的首句文辞相同或相似。上海田山歌的曲调的抒咏性很强，自由延长音很多，这就使得田山歌的歌词中含有大量表现感情的衬词衬腔，从而使得田山歌的句式变得延长而复杂。
（5）语言生动鲜活，具有艺术魅力
上海田山歌作为一种口头传作的文学样式，其地方语言对它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揉杂的方言，鲜活的口语，使得上海田山歌别具一格，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例如青浦《螺丝经》中的“吃唔肉，还唔壳”（“唔”即“我”之意），又如“湿嗒嗒”、“薄嚣嚣”、“做大勿来”、“拨本伊书”等等，民间方言土语入词，俯拾即是，情趣横生，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民俗民情。另外，上海田山歌一般都是以地区方言演唱的。如奉贤西乡山歌中的长篇叙事山歌，是上海地区独特的一种沪歌形式，对吴歌及沪剧的滩簧及钹子书等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8、传承的意义：
上海田山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江南稻作文化区域民歌中所具有的独特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并且具有较高的民俗研究价值。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审美更迭，都市化进展和田野消失等诸多原因，田山歌的生存环境和传承人群均渐渐流逝，目前仅十数人的80以上高龄民歌手还在文化部门举办的活动中偶尔露面，田野间原生态的田山歌已不多见，亟待抢救和保护。
上海市在保存展示、研究传承、教学培训等方面虽有行动设想，但若不依靠国家政府部门抓紧抢救保护，对此项文化遗产采取扎实的保护措施，田山歌的消亡将是难免的。
9、代表性传承人以及作品、传承谱系：
代表性传承人：
王锡余，男，九十岁，农民、文盲，青浦区赵巷镇丁家窑人。王锡余自幼学唱山歌，十五岁时拜同村老歌手为师，一边在田间劳动，一边学唱，不久就成为当地较有名的田歌手。王雪余结婚后，夫妻两人情投意合。每逢耘耥时节，常常同本村青年比唱田山歌。他们见物抒情，见啥唱啥，即兴发挥，对答如流，是附近农村民歌手中的佼佼者。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以王锡余为首的赵巷乡田歌队，应邀去北京演唱，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而今虽然年事以高，但还经常带领年轻歌手活跃在舞台和乡村田间。其代表性作品有：《五姑娘》、《十二月花名》《做长年》等。
张永联，男，七十岁，初小文化，农民，青浦区练塘镇泖甸村人，从小就下田劳动。在劳动中，他向民歌手学唱田山歌。由于聪明好学，老民歌手很愿意教授，在不到三、四年的时间里，张永联就把当地流传的泖甸山歌基本唱会。由于他的嗓音条件特别好，高音洪亮，因此深得老歌手的亲睐。泖甸山歌又称落秧歌，演唱时需要五、六人一起唱，张永联常常担任头歌领唱的角色。其代表性作品有：《十二花名当古人》、《十杯酒》、《十杯茶》、《十二月梅花》、《叫码头》等。
上海田山歌传承谱系
通过调查发掘的现有的山歌班：
金泽镇雪米村歌队：张阿妹（卖歌）师从张顺初
（金泽田山歌多为2人搭档）凌建福（嘹歌）
朱家角歌队：孙耀佐、杨光华（头歌）
吴善甫、杨炳元（卖歌）
孙明祖、杨仕昌（嘹歌）自小听大人唱跟大人唱而学会
杨四德、吴水明（发长声）
蒋永林、杨仕辉（赶老鸦）
练塘镇泖甸村歌队：张永联（头歌）跟父亲张同甫学的
吴阿多、吴阿妹（卖歌）
吴惠其、张法联、周岳均（嘹歌）
赵巷歌队：王锡余（头歌）师从威金祥
孙美芳（卖歌）向叔叔辈学的
王彩英（嘹歌）自小听大人唱、跟大人唱而学会
陈玉英（发长声）向村里的长辈学的
练塘镇太兆村歌队：卜阿小（头歌手）师从李永俞
王小金、蔡多英（卖歌）师从卜阿小
卜咪小（嘹歌）跟姐姐卜阿小学的
练塘镇南王浜歌队：黄顺英（头歌）跟叔叔尤有青学的
尤永芳（前卖）跟哥哥尤品芳学的
徐顺明（后卖）师从莫桂文
其他的优秀田山歌手，还有范志达、沈岳明、吴国良、董炳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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