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怎么了？
2014年7月3日，天津美术学院学生李宝玖自拍了一部短片《走进天津美院》，声明“自今日起，我自愿放弃在天津美术学院就读的权利，而且不再接受任何中国体制内的教育，以示对当今教育现状的失望”。然后，这部短片和声明在微博和微信上被疯狂转发，引起热议。李宝玖的退学只是一个个案，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校扩招以来，艺术教育的质量每况愈下并为大众所诟病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李宝玖的个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高等教育审视反思的机会。业余音乐教育领域中乱象丛生层出不穷，以至于让赵晓生发出“谋财害命”之感叹。但要说问题的解决，却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行业本身。这里能再往上推一层的就是培养教师的母机——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李宝玖退学事件，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一个角度——既然业余音乐教育中老师培养的学生弹不出好的音乐，那么为什么高等师范院校就没能培养出来好的老师？
艺术在整个社会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从事艺术学习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安徽教育学院音乐学院院长罗可曼曾就这样的问题，专门把学院的德国留学生请至家中长谈，没想到二十岁的小伙子这样回答问题：“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来思考和准备，到底是否要从事艺术的学习，最终选择确定时，我也知道，这个选择意味着今生将是一个中低收入者。”这与中国很多家长与孩子对艺术的设想完全相反，因为在中国人培养孩子的想法里，真正理解艺术的社会功能、修身功能的人太少了，更多是与名利相关，看看诸多音乐选秀节目与艺考培训的火爆，看看艺术行当里的诸多怪相就能了解了。
为什么德国小伙子对艺术的想法与中国人的想法是相反的？当然，这样的问题属于整个社会的问题，绝不是一句话能回答的，但我想到的是一位朋友的孩子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一句感叹：美国教授的学问真大，中国教授的钱真多！也就是说，撇去整个社会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的导向不说，处在整个社会最具纯洁象征性的大学教师们，又提供给大家一个什么导向呢？
“不读书，不怎么读书的教师太多。”这句出自广州美术学院教师苏坚的话，是在《中国文化报》的文化周刊茶座上，毫不客气地说出来的。不读书的老师们都干什么去了呢？不用说，不用想，你懂的。放眼当下，我们总会看到在权力与财富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艺术家与高等知识分子，这些人成为了当前历史条件下市场与机制的获利者和支持者，他们在众多公众视野和场合里的言行举止，是这个社会常态和很多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所默许的。但是，他们的言行举止所起到的示范带头作用，对广大学生却是极其有害的。强调社会问题的多重艰巨与复杂性是没用的，几个人的反思诘问力量太小，但高等艺术院校的教师要求自己独善其身总是可以的吧？社会公众要求他们洁身自好也是可以的吧？
笔者这几篇文章都是围绕业余音乐教育的坐标来展开的，那么，高等音乐教育的坐标又是什么呢？当然，这样的坐标可以从宏观到微观有着不同角度的思考，但关键还是培养学生关于音乐艺术的思想观念以及完整全面的人文素养，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奉献社会、提升自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用这样的观念来对比一下当下艺术院校里诸多教与学的行为现状，就可以知道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观念和做法实践在校园里弥漫着，那就是奉献、公益、眼界开阔、境界提升这一类本该提倡坚持的信念早已被抛弃，一切都是从赤裸裸的实用功利性目标出发。特别是在如今的经济时代，艺术院校的学生普遍比其它学校和专业的学生更多地参与进行了社会的兼职活动。比如学习音乐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为社会上一些培训机构兼职代课，或者参加校外某些商业演出活动。不否认在没有影响学习的前提下，这些行为对其锻炼社会实践和工作能力会起到一些帮助作用，但本该是充满了激进思想和浪漫气质的大学生涯，本该是培养艺术情感崇高冲动和质朴强烈表现欲望的良好机会，却让庸俗可恶的社会风气、享乐时尚的流行风气给拖到了相反的另一条道上。而且，很多活动还都是由教师充当穴头与掮客的角色。
笔者近日在网络上观看针对当下社会音乐培训火爆的问题，向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吴斌的访谈，谈到火爆但鱼龙混杂的局面时，吴会长也坦言，现在从政策管理和学会精力来看，国家也还暂时顾不上这一块，学会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关于学校音乐教育这方面的。那么，笔者这里也只能是呼吁从业者的教师以及培养教师的高等艺术院校的教师，提高自己的学识与意识，更要提高自己的修养与境界，从自身所能及的转变开始，为目前不甚科学不甚健康的业余音乐教育的转变和提高，尽一份应尽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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