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声乐艺术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评郭克俭《声歌求道—中国声乐艺术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本文从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文化保护的角度，审视郭克俭的专著《声歌求道—中国声乐艺术的理论与实践》，认为它是一部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角与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声乐艺术进行探究，从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传统声乐艺术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对构建新中国声乐史进行有益尝试的力作。 关键词：声乐艺术 民族音乐学 声乐史 文化保护 近年来，有关声乐艺术的研究成果与以往相比，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领域上都有了新的拓展。不过综观现有研究，很多成果仍停留在对某些演唱技法的具体细节，或是某些过于个人化的教学实践的介绍分析等层面上。即使某些理论性的研究成果，也因缺乏理论抽象与提升而显得有些空洞、宽泛。相反的，真正由感性积累跃进到理性思考，从具体的技术、技法探讨上升到对声乐艺术的观念、文化特质等概括的研究成果，却相当缺乏。正是在现今这种声乐艺术研究的状况下，郭克俭的《声歌求道—中国声乐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郭著”），显现出了它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概括而言，这是一部基于对声乐专业技法进行透彻分析之上，进而对其进行多维理论探究之作，是一项实践与理论兼具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下声乐艺术研究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论者认为此著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实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民族音乐学为视角，观照中国声乐艺术，使其获得新的阐释的可能。 自民族音乐学学科在中国确立以来，其研究方法不仅主导着民间音乐的研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这一领域的学术观念、观察视角等，甚至由于它的出现也改变了传统音乐文化的评价标准。应该说，如果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的传统声乐艺术，一定会有新的收获的。只是在目前，真正称得上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声乐艺术进行多维探究的成果还不多见，郭著可以说是这一方面较为成功的例子。 首先，郭克俭运用民族音乐学理论审视传统声乐艺术，带来了某些观念认识的变化，例如对传统“唱法”观念用此理论进行观照时，就得出了新的解释，正如作者所言，“‘唱法’实际上包含技法诸元（包括发声技术技巧等）与文化诸元（包括语言、习俗、音乐风格等）两个方面的内容……文化诸元对唱法的形成、传承、传播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在他看来，既然文化要素对唱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对唱法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原有评判标准也就必将随之发生转变，而传统的那种仅仅依据诸如发声器官是否协调运用、气息是否通畅、声音是否集中等技法来衡量唱法的做法肯定是要受到挑战的。因此作者提出“在回答三种唱法‘科学性’的问题之前，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不同唱法各自的文化属性问题，也就是说，必须把三种唱法分别置入各自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从中探究出它们各不相同的文化特质”，既然处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样式，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审美品格，那么依此而生的各种唱法就具有了相异的审美标准，因而对于它们的评价，就“关键在于风格特征与民族韵味”是否得到准确地把握与传达了。体察作者的观点，进一步我们势必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即一种演唱方法的合理与否，其真正的衡量标尺，首要的是看它能否长期健康的生存、广泛的流传，能否经历长期实践的检验，并能世代传承，以及是否能恰切地传达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心理，并体现自身特有的审美观念等方面，对各种在实践中形成的特有演唱方法绝不能简单以“不科学”的定位轻易抹煞，也不能依据“科学”的墨线随意斧凿。 其次，郭克俭把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引进传统戏曲演唱谚诀的研究领域，这给音乐学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新启示。在关于豫剧演唱谚诀的研究篇章中，作者对谚诀的艺术价值和人文内涵进行了深入阐发，揭示了这一宝贵的活态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拓展了中国声乐艺术研究的领域。在关于演唱谚诀的研究中，作者首先对谚诀发展的历史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进而归结其艺术特征，这一研究在目前尚属首次，居其宏先生称其“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提供了较丰富的资料基础”，同时作者对谚诀文化内涵的理论阐释也为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准备了条件，因为正如作者所言，“从内容含量上来看，豫剧谚诀所涉范围相当广泛，它几乎涵盖了戏曲艺术的各个领域，在道德准则、艺术观念、行业规俗……等方面，均有独到而精确的阐述和朴质而卓然的见解”。它是研究戏曲艺术的珍贵宝藏，可以说，通过对它多角度的研究，揭示其丰富的意义世界，能使我们对戏曲声乐艺术问题获得较全面认识。论者认为这一研究理路与视角，同样对其他民间口头文化遗产的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著作中，作者把谚诀分“纪事型、督学型、授艺型和赏评型”四个类型展开研究，显示出了其自身对谚诀的深刻文化内涵与艺术本质的把握能力，在呈现谚诀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时，也使读者对豫剧演唱艺术相关的功能、属性等获得了更丰富层次的认知，这为戏剧声乐艺术传承、发展问题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认识成果。总之，作者对演唱谚诀多元文化视角地理论阐发与深入研究，为音乐学研究者开辟了“一个未被开垦的、令人神往的学术处女地”，也扩大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其三，将民族音乐学理论运用于声乐艺术研究，要求研究者兼跨声乐与民族音乐学两个研究领域，具备跨学科的综合理论素养，郭克俭通过长期的声乐学习与教学实践所获得的对声乐艺术本体的感性认知，以及民族音乐学的专业训练所赋予的把握声乐艺术的理论能力，使他不仅能够较为深刻地归纳出传统声乐的文化特质，而且还能从纷繁复杂的民族声乐现象中归结出某些演唱技法的理论，并从宏观的角度提出民族声乐未来发展方向的构想，这方面在《融合与互补》篇中得以充分体现：如他提出“民族声乐是根源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母基’的，这个博大的母基才是民族声乐的最本源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鉴于民族歌手的艺术生命离不开本民族文化的滋养，也更离不开民族生活的问题，他提出“青年民歌手，应该果敢的走出因高贵而显封闭的象牙塔，置于文化现场，体悟人文情境……实现健全人文品格的构建”；关于中国民族声乐未来发展道路，他提出“只有‘承继传统，立足本土，融合互补’，才是新世纪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才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学派创立之希望所在”……诸如此类重要的思考，著作中还有多处，从这里我们可看出作者对民族声乐艺术发展问题的深层思考与责任意识。 二、以历史学方法研究声乐艺术理论、实践，始终贯注构建新中国声乐史的强烈意识。 郭著对各种声乐样式进行了较全面的探究，涉猎范围广及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传统戏曲、歌剧及音乐剧中的声乐问题，问题涉及到对演唱技术、技法，以及对相关声乐理论问题的深层文化探究等，就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已透出了构建史的明确意识，并显现出较为充分的准备。 目前在新中国音乐史著的写作方面，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各种专题史，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而真正意义上的声乐史著却尚未出现，应该说，这种状况与建国以来丰富的声乐艺术发展实践极不相称，目前声乐界迫切需要一部全面勾勒新中国声乐艺术发展脉络、归纳特点与总结规律的声乐史专著，以便为中国声乐艺术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郭克俭所做的声乐艺术研究，正是为这一工作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对声乐艺术的研究中，显现出构建新中国声乐史的强烈历史意识，并且始终是在构建声乐史的思路下展开其研究工作的，通过考察郭著六个章节的研究内容即可发现。 在第一章《传统声乐的观念与实践》中，作者不仅对传统声乐的演唱技法及实践进行了探究，而且对传统的声乐观念也进行了检讨，归纳出传统声乐的文化特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声乐艺术未来发展道路的设想。他在书中对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历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之后，提出“如果我们能够从理论与实践这两个方面加强对戏曲、曲艺艺术的深刻把握，那么，我们对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认识将会提高到更新、更深、更高的层次”的观点，进而又提出“融合与互补”的21世纪声乐艺术发展之路的设想等，这些都体现出作者对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的研究，是在明确的史的意识下展开的。 在第二章《戏曲艺术的歌唱与表演》中，作者主要探讨戏曲艺术（以豫剧为中心）中的声乐问题。作者在说明研究豫剧唱法是“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构建工程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后，对豫剧演唱谚诀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对豫剧谚诀的收集、整理基础上的，他不仅归纳了谚诀的基本特征，而且还对其进行了人文阐释，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把握其所蕴含的艺术真谛。这一研究课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因为谚诀作为“旧时艺人们总结演唱经验、提炼演唱要领和传授技艺的重要手段”，对它进行多角度的深入文化研究，能够更直接准确地把握戏曲声乐艺术发展的某些规律，为声乐史的研究提供鲜活、可靠的资料。此类研究成果，在迄今为止的声乐研究界尚未出现。郭克俭所做出的此类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为声乐史中戏曲声乐部分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当然要构建当代中国声乐史的大厦，必然要涵括对各种唱法的探讨。在第四章《通俗唱法的思考与构想》中，作者首先对通俗唱法中出现的“喊唱”与“沙哑腔”两种唱法现象进行了探讨与反思，提出虽然从唱法角度来看，它们有其存在价值，但却缺乏美感的观点。如果说作者对“喊唱”与“沙哑腔”现象的思考，还只停留在技法层面，那么在对通俗唱法教学及相关问题的多角度思考中，认识则得到了深化，例如作者在《多一点温情少一点狂野》中，不仅对唱法教学、歌星成才之路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而且对“欧美流行唱法”与“美歌唱法”也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二者“在发声原理上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主要差别是在“‘共鸣’的方式和目的方面存在着区别，并非是‘气息向上，声音向前’的问题等”的观点。作者申明对这一问题展开辨析与探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给通俗唱法教育界带来些许刺激……为21世纪我国通俗唱法的发展做好扎实的理论铺垫，把握好前进的方向，少走弯路”。正是基于对未来声乐发展道路构想的目的，作者从四个方面提出了“21世纪我国通俗唱法发展的构想”。
除了“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之外，“美声唱法”也是声乐艺术探讨的重要领域，不仅因为它在现当代的声乐艺术领域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它对现行的各种唱法几乎都产生过影响。在中国现当代声乐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围绕着“美声”与“民族”、“科学唱法”与“唱法科学”等问题曾发生过多次讨论，涉及到了声乐艺术发展的诸多方面。因此要构建新中国声乐史，关于“美声唱法”的梳理与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作者在第五章《声乐艺术的批评与追问》中对克里斯蒂安-约翰逊与马金泉演唱会进行的分析与评论，显示出了他在美声唱法方面的素养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对电视“假唱”及相关文化现象的思考，则表明了维护健康的声乐发展环境的立场，为此作者还严肃地提出了“衷心希望主管领导高度重视并严肃对待这种非正常的文化现象，严把质量关，严惩假唱者，纯洁我国歌剧（音乐剧）舞台”的观点。
在《丰收后的思索——近年声乐艺术研究》的文中，作者对近年我国声乐艺术研究动态、学术成果、存在问题等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与评断。在对声乐艺术发展的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的同时，他也对一些主要的声乐研究成果、声乐现象做出了评价。可以说，这篇文章对近30年来声乐艺术研究发展脉络的勾勒、经验得失的总结，为新中国声乐史的写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总体看来，从第一章的《传统声乐文化特质及其当下意义》与《融合与互补》，到第四章的《通俗唱法教学及相关问题的思考》与《21世纪我国通俗唱法发展构想》等系列研究成果，已昭示出作者构建新中国声乐史的明确意识。而第六章《声歌事象之纪实与备忘》，是作者对1949-2006年间中国声乐艺术发展的主要活动、事象等的较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包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建设新中国声乐发展史史料库的意义，同时这一章节又勾勒出了当代声乐发展的概貌，为声乐史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还需要指出的是，郭著每个章节的设置，基本都是按照以下顺序做出的，即首先对声乐具体的技法、技术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理论提升，近而提出未来发展的构想，这实际上显现出作者的研究理路，完全是从具体的微观研究到对规律的宏观把握，这正是历史写作正确的必由之路。
三、关于传统声乐艺术的深层理论探究，对中国特色“非遗”保护的理论构建与成功实践有所推进。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包括传统音乐在内），是在事先理论研究准备不足，对传统音乐文化缺乏充分认知，并未完全解开民族文化符码的情况下展开的，这造成了某些保护实践背离了音乐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以至出现“保护性破坏”等问题。因此要传承发展传统音乐，其前提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其文化内涵，把握其精神内核。关于“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郭著虽无专文讨论，但综观全著，作者对声乐演唱技法、演唱谚诀等“非遗”的独到而深入的研究，及其提出的某些保护理念，对传统声乐艺术的传承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例如在对河南地方戏“夹板音”唱法的研究中，作者不仅对其进行了历史梳理与分析探究，而且对其价值进行了评估，这一研究的意义，正如石惟正所言，“用现代科学对地方戏中的传统技法‘夹板音’进行分析和总结，并用于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应该说这种思路和实践很有新意”（见郭著封底）；而且作者为“夹板音”在新环境下的传承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另外对于豫剧演唱谚诀的深入研究，也同样将为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的建立起到积极作用。
在对豫剧演唱谚诀的研究中，作者首先厘定了戏曲谚诀的概念，即它是“戏曲艺人和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记录豫剧的演唱事象，传播豫剧演唱知识，传授豫剧演唱诀窍……的口头作品”。这一界定准确地概括出演唱谚诀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信息，是戏曲艺术得以世代传承发展的重要手段的珍贵艺术价值，正如作者所言“从内容含量看，豫剧谚诀所涉范围相当广泛，它几乎涵盖了戏曲艺术的各个领域，在道德准则、艺术观念、行业规俗、表演技巧、角色创造……等方面，均有独到而精确的阐述和朴质而卓然的见解”。对于如此重要的活态文化遗产，在以前却鲜有整理研究，因此郭克俭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地收集、整理，并进行理论阐发，明显具有抢救与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而作者对于豫剧谚诀多维的人文阐释，以及对其文化内涵与精神意蕴的揭示，更是为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较为牢靠的基础。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充分肯定谚诀的重要价值，倡导对其实施保护的同时，并未对其不加分析地全面肯定，而是主张采用现代理性的观照，在批判性接受的基础上加以保护传承。具体而言，作者主张对于谚诀要坚持“辩证地、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即“在充分肯定演唱谚诀诸多艺术优长的同时，还应看到部分谚诀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局限性。在内容上，可能带有落后的艺术观点和某些非科学的东西……应认真给予甄别，适当地加以扬弃。如‘戏是苦虫，不打不成’就明显带有封建家长制的遗风……因此在现代豫剧教育中应该坚决给予摒弃”。这体现出了郭克俭对于文化保护问题的清醒的态度，因为在大力弘扬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承续晚清以来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批判意识，对民间文化中不健康的成分加以甄别，谨防封建性的糟粕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浪潮中再度抬头，这对于保护工作良性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目前的“非遗”保护工作由于多种原因，人们在呼吁保护重要性的同时，往往放松了对文化遗产中封建性成分的应有警惕，这很可能会导致一些迷信活动与封建时代的陈腐观念、恶俗的残渣重新泛起，如各地大修庙宇、大搞祭祀，雕塑、供奉偶像等活动，往往就已经严重背离了弘扬、保护传统文化的宗旨与初衷，沦为推进封建伦理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郭著表现出这样清醒的态度，尤显可贵。
应该说，郭著所渗透的保护意识，不仅体现在对传统声乐文化价值的深层次揭示上，还体现在作者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某些保护、传承措施的构想之中，如作者在谈及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发展的出路时，提出“古代的戏曲、曲艺实践家、理论家留下的关于传统艺术的（尤其是有关表演、演唱方面的唱论）研究性学术论文的数量十分丰盈……但这些古典文献……需要更系统、更全面地搜集、解读、破译、挖掘和整理，把其精确地转化为具有普适性效能的现代声乐语汇”；而对于戏曲传统声乐艺术，作者提出“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整合与扬弃，使其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构建工程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已是当务之急”。诸如此类的精辟见解，书中屡屡可见，不再一一引述。
《声歌求道》作为郭克俭教学、科研的阶段性成果，可以说是感性积累与理性思考有机结合的可喜收获。作者对声乐艺术的真切感受与深入探讨，显示出其较全面的艺术理论修养，与跨学科研究的能力。作者在以历史的眼光，并以民族音乐学的方法重新审视近年中国声乐艺术发展历程，对重要的声乐现象、事件、问题等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观照的同时，有意识地总结声乐艺术发展的经验得失，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进而尝试提出声乐艺术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与实践构想，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框架与较为成功的史的呈现方式。可以说，作者所做的这些研究，对于较为薄弱的声乐理论与批评，以及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的中国声乐史的建设而言，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作者对某些问题的理论思考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但正如居其宏先生所言：“或许人们并不完全赞同书中某些文章提出的主张和观点……但他钟情于声乐理论及批评活动，从中求声乐之道、探歌唱之理，并以自己的成果参与中国声乐理论建设的努力，应该得到鼓励和肯定”。此外，郭著对于声乐艺术进行的多角度探究，以及对建国后声歌事象的系统收集整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为新中国声乐史的建构准备了条件。
当然，郭克俭在书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尚却乏更充分的理论资源的支撑，如关于21世纪中国通俗唱法的发展构想，作者虽从“教育专业化”、“教学多样化”、“唱法科学化”、“理论全位化”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但论者认为这主要涉及的是声乐艺术发展的外部条件，而忽视了音乐主体及音乐艺术自身的内在动力作用。因为不仅声乐艺术为适应其生存环境，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新构建，而且音乐主体对音乐艺术发展道路做出的主动选择等，也同样对声乐艺术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外，作者在提出“承继传统，立足本土，融合互补”是新世纪民族声乐学派创立的希望时，对民族声乐学派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即民族声乐的文化生存空间的保护传承问题重视不足。论者认为民族声乐学派是建立在民族声乐文化生态圈的基础上的，只有对民族声乐艺术的本体形态、生存环境、传承人等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保护传承下去，才能真正建立民族声乐学派，类似的某些问题还需作者做进一步的挖掘与深入思考。瑕不掩瑜，《声歌求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都不失为一部有着重要价值的声乐艺术研究著作。而且基于该书作者的“声乐专业背景、理论素养和知识结构，对于从事这项研究有旁人不易具有的独特优势”，以及长期持有的“执着炽热的声乐情缘”，相信他一定会在声乐艺术的研究上获得更大的成就，为音乐界带来更多的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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